再与何氏书 : 李梦阳撰,见《李空同全集》卷六十一。写成《驳何氏论文书后》,李梦阳气犹未解,又为此书以泄。文中具体论何诗乖于古法之处,贬其“抟沙弄泥,散而不莹”,“阔大者鲜把持,又无针线”,而炫耀自己对古法的了解:“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再搬出法乃圆规方矩不能不依的旧论,批评对方对历代作家“止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宜其谓守法者为影子,而支离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宽也。”李梦阳接着竟以书法之临帖比文章之写作,进一步直露地表述了自己以摹拟代创作的文学主张。他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门户邪?”他竟忘记了临帖只是书法的学习阶段,而非书法的创作阶段,临帖之作并不算书法家自己的作品。文章写作固也可有类乎临帖的那个阶段,但如果不能超越那个阶段,就永远只是一个稚稚孩童,而不能称之为作家。“文如临帖,太似不嫌”的说法,形象地勾勒了李梦阳为代表的拟古主义者们的写作态度,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他们以摹拟代替创作的理论错误。文中攻击何景明诗中“‘百年’、‘万里’,何其层见叠出”,其实正如钱谦益鄙薄李攀龙诗集“举其字则五十余字尽之矣,举其句则数十句尽之矣”一样,“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致沦为“偷句”“钝贼”,乃是李梦阳“文如临帖”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包括前后七子在内的拟古作家们的通病,李梦阳作为他们的理论代表和领袖人物,实难辞其咎责。李梦阳晚年有所醒悟,承认自己的作品词工而情寡,不是“真诗”,并“每欲自改之以求其真”,而叹“然今老矣”,指出“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一定程度上认识了早年的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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