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白先勇 : 现代小说家)。笔名有白黎、肖雷、郁金等。广西桂林人,原籍为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水西门,即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明朝因其先人做官出使西粤而定居广西。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1966年于台湾逝世。白先勇生于广西桂林。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居住过。1948年到香港,先后在九龙圹小学和喇沙书院读书,后赴台湾。1959年高中毕业后,原保送入台湾大学,因热爱祖国山河,想在长江三峡建设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遂入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入学一年以后,因感到所学与自己兴趣不符,转攻文学。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1年毕业。1963年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爱荷华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1965年获硕士学位。随后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在他的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后记中,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创作道路。童年、少年时代他很爱听故事,贪婪地阅读小说。他家的厨子老央是他的第一位小说启蒙老师。每年冬天的夜里,老央在房中架起一个炭盆,灰烬里煨了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以去火气,然后便神气活现地问他:“昨天讲到那里了,五少? ”老央给他讲的《薛仁贵救驾》、《薛仁贵征东》是他开宗明义的第一本小说。特别是他7、8岁时,因得了“童子痨”,一病4年,与世隔绝,那段时间,老央的“说唐”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安慰。病愈后,他一到寒暑假,就租了大量的小说来读,如《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斯人记》、《风萧萧》、《家》、《秋》、《三国》、《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这些故事和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中学时期,一位国文老师是他的第二位启蒙先生。她热情鼓励他写作,并推荐他的文章到杂志上发表,从那时起,他便梦想以后当“作家”。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他的作家梦愈来愈强烈,开始学习写作,早期作品发表于《文学杂志》。1960年他和欧阳子、陈若曦等同班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双月刊) 。1963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研究室从事创作研究时,虽身在国外,仍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文学。他说: “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外国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很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的是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深厚素养,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他的许多创作在欧风美雨中而不失鲜明的民族风格。他正是在继承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洋文学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的独异的创作特色。50年代以来,除以真实姓名写作外,还用白黎、萧雷、郁金等笔名,发表了30余篇短篇小说。他的第一篇处女作《金大奶奶》于1958年发表于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他的小说集主要有《寂寞的十七岁》(1977年远景出版社) 、《谪仙记》 (1967年文星书店) 、《台北人》 (1971年晨钟出版社)、《孽子》 (1983年远景出版社) 等。《台北人》英译本由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出版社印行,此外还译成朝鲜文。散文集有《蓦然回首》 (1978年远景出版社)。他的作品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一般以1964年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线,在此之前的作品,大多收入在《寂寞的十七岁》中,称为前期作品;在此之后的作品,如《台北人》、《纽约客》称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作者的个人色彩和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后期作品的现实性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白先勇小说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描写没落的国民党官僚的晚年生活,反映旧官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揭露台湾上流社会的内幕。如《国葬》、《梁父吟》、《思旧赋》、《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二)描写台湾各阶层人民和旅美华人的“乡愁”,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花桥荣记》、《芝加哥之死》等; (三)描写台湾下层人民生活,如《孤恋花》等。台湾文艺批评家颜元叔说:“白先勇是一位时空观念极强的作家。每一篇都可见新闻报导式的企图,要把时间和空间固定得尽可能明确,使故事的背景及故事的本身充满真实感。”又说:“白先勇是一位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他所擅长的是众生相的嘲讽;他的冷酷分析多于热情拥抱。”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更从文学历史与台湾当代作家的比较中,对白先勇的小说特点作了进一步的评述。他说: “白先勇的小说,从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早期作品到近年陆续刊登的《台北人》和《纽约客》,在主题上可以说为当代台湾的中上层社会塑下了多面的浮雕,在技巧上可以说熔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洋小说于一炉。论者一提起他的小说,总不免联想到红楼梦。这样联想,无论在主题上,语言上,甚至身世上,是不能避免的。最大的不同是:在他的小说中,20世纪中叶的贾宝玉已经从断垣颓壁荒烟蔓草中的大观园中走出来,而且不可能再回去。左右既无和尚和道士可以扶持,回顾也莫非新大陆的荒凉岁月。小说家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如果说朱西宁和司马中原常捕捉旧大陆的过去,林怀民和舒凡拥抱台湾的现实,而於梨华眺望新大陆茫茫的未来,则白先勇的作品正如一条线,将这些时期贯成一条悠悠的念珠。因为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台北或在纽约,都与根之所托、梦之所寄的旧大陆不能分割,不,绝对不能。出身外文系,复由留学生变成旅美学人的白先勇,竟是不折不扣的一位中国作家。”颜元叔和余光中的评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白先勇小说的重要特点。白先勇的创作具有比较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他虽然对他笔下的人物的没落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但往往能突破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冷静地客观地反映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台北人》就是一部比较突出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先勇的作品具有一层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这种感伤主义包括着两种因素:一是由于悲叹笔下人物的没落而产生的虚无主义和宿命论思想;另一是由笔下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漠漠“乡愁”。这种“乡愁”有消极的情绪,但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和人物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白先勇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等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技巧。和《红楼梦》相似,作者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社会变迁;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外貌衣饰和环境的精雕细刻去塑造人物;作者善于把西方的文学技巧,同我国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细腻、含蓄、深沉、优雅的鲜明风格。1987年4月,去国39年的白先勇首次归访祖国大陆,在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台湾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报告。1988年3月,再次回国、参加广州排演的他的《游园惊梦》的首场演出。两次回国,他与祖国大陆文艺界人士亲切会见,并参观了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