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陈伯吹在《文艺日报》上发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文章中提出儿童文学有它的特点，或者说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他说：“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1958年2月，他又在《儿童文学研究》第4期上发表《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文章中强调：“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那些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两段作为一家之言的儿童文学观，却被作为靶子当“童心论”批判。1960年10月《文艺报》发表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一文，矛头指向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认为“这套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中的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煞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文章的结论是：陈伯吹所宣扬的儿童本位论，实际上是美国反动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这一篇文章发表后，几乎所有中央级和省级的文学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这一场“童心论”批判，给中国儿童文学界带来思想混乱，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