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非民歌说源自汉代经学。
汉代经学奉《诗经》为儒家政教经典，以为《诗经》是为政治而作，篇篇句句都包含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大道理，故以为“《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史记·自序》)齐、鲁、韩、毛四家所言《诗》之作者也大多“国君”、“夫人”、“大夫”、“君子”之类。宋代之后，学者多认为《国风》为民歌，然自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发表之后，多有从者，详细论证，以为《国风》并非出自民间之民歌。于是两说相持不下，难分轩轾。
《国风》非民歌说当以朱东润先生为代表，其后论者虽多，皆未出其右。朱先生在文章中说：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着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案：“钟鼎简策”乃朝廷政教之专利，而诗歌为既可官方也可民间自由创作之艺术。且王侯士大夫之简策也载“民间之作”，如《左传》宣公二年载宋国筑城者讽主帅华元之歌，《左传》襄公四年载鲁人刺败将臧纥之谣。2．“《关雎》中所言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以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民间何以得此师氏，随在夫家，出嫁之女，犹必事事秉命而行?”案：“民间”相对官方而言，包涵民间各阶级阶层，非特指“胼手胝足之民”。
且《诗经》时代，为财产权位继承人血缘之纯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礼法首先约束上层贵族，唯民间中下层(含有人身自由之“胼手胝足之民”)之婚嫁才有个人选择之自由，才有产生“此种情态”之可能。3．从文化演进看，“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殆无疑义，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自拔?”案：《诗经》之地位多因经学的推崇而人为的拔高，曰“伟大之创作”，只是放在那特定的远古时代而言之，若以今日文学标准去鉴赏，未必高于今日民间之创作，况今日所见《诗经》，屡经历代乐官的修饰润色，已远非原貌。4．观古籍所载“献诗”说，“知诗之为物，自出于公卿诸大夫列士之间，盖当时在列者以上始知有诗，其不在列者，则百工谏，庶人传语，未尝言诗也。
”案：“献诗”非“作诗”，况列士献诗可用他人(包括民间)之诗以讽谏。5．“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案：汉代经生为了发挥儒家伦理观念而比附诗义，这一点早在汉代世习鲁诗的班固就已认识到了：“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婴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毛诗序》则依史说诗，臆断作者。汉代四家之说皆不足据。
况汉代四家并未言《国风》皆为统治阶级所作。
据朱东润先生统计，《诗序》所言作者可考其主名者共69篇，其中明确为“国人”者27篇，“民人”者1篇，“百姓”者1篇，近占半数。“国人”、“百姓”皆是人民、民众之意，并非朱先生所言“皆为统治阶级之通称。”韩明安、林祥征《诗经末议·评〈诗经探微·“国风非民歌说”〉》对此考证甚详。齐、鲁、韩三家也并未言《国风》皆统治阶级所作，如言《魏风·硕鼠》，齐诗曰：“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桓宽《盐铁论·取下)鲁诗曰：“履亩税而《硕鼠》作。”(王符《潜夫论·班禄(上)》)谁作《硕鼠》?身受履亩税之重敛者也。谁受履亩税之重敛?“困于下”之“民”也。就连认为“《诗经》全部是圣贤亦即贵族们的作品”(《诗经探源》335页)的袁宝泉、陈智贤二位先生，在讨论《硕鼠》主题时却又力证三家之说“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诗经探源》61页)。二位先生前后矛盾并非出于一时的疏忽草率，而是由于《国风》作者的庞杂、内容的丰富，使其全称判断难以自圆。
6．《国风》中有80篇，由其自称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由其关系人之地位服御，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而可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虽然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不能简单地根据诗人所惯用的夸饰之词来推断诗人的身分，但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考证较有说服力，基本可信。
《国风》的确并非全是“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它包含着民间各阶级阶层的作品。
不过，要指出的是古人所说的“土风歌谣”，既包含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也包括贵族或文人运用民歌的乐调、形式所创作的作品。此外，胡念贻先生《先秦文学论集·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说：“《诗经》是‘民歌’之说，在先秦的典籍里找不到根据。”《国风》是否民歌主要决定于其自身的性质，而不在于先秦典籍是否提供了根据。
尽管如此，我们在先秦典籍中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根据。参见“《国风》民歌说”条。总之，《国风》非民歌说尚缺乏足够有力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