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诗》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无论是朝会宴享，还是说事论理，人们都赋诗言志。
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说：(春秋时)“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可以诵读而称引者，当时止有《诗》《书》。
然《传》之所引，《易》乃仅见，《书》则十之二三。若夫《诗》，则横口之所出，触目之所见，沛然决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梦寐间所呻吟也。岂非《诗》之为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厌饫之者，至深远而无涯哉?”所以会产生普遍用诗言志的社会现象，主要文化根源有四：其一，《诗》本身的内容与形式提供了有利条件。
《诗》的内容丰富深刻，《诗》中存在许多为用于讽谏政教、外交聘问、君臣宴飨而创作的诗，稍加引申移用于相应的场合是很自然的事；《诗》中，特别是《国风》、《小雅》中存在大量运用花鸟虫鱼自然景物表情达意的诗句，这些自然景象一经塑造出来，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又由于其达意朦胧、宽泛、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发联想出不同的意义，“形象大于思维”，不同的感发联想、理解诠释远远大于诗人的本意。这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句，弹性极强，为断章取义的用诗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诗》是在周人礼乐文化的背景下创作的，《诗》中存在许多对周人礼乐观念的精辟概括，周人自然会“引《诗》为证”说明事理。
当然，更多的“真理性”是在周人用诗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直至汉人奉之为政治经典；诗为当时官方的标准话——“雅言”，各国通行，且语言精炼优美，节奏鲜明，又可入乐歌唱，较之散文的《易》、《书》更容易记忆，更容易流传。诗中一些名言警句被反复引用，渐渐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成语”“恒言”。其二，社会的需要。诗要用于祭祀宴享，不仅乐工要熟悉诗的歌词内容、用途分类、乐调和演奏技巧，参加祭祀宴享的人也要熟悉诗的歌词内容才可能领悟诗中所蕴含的庄重虔诚或恩好亲善；运用他人之诗于讽谏政教，不仅献诗人要懂得用诗之法，主文谲谏，微言相感，听诗的人也要懂得用诗之法，才可能感发领悟温文尔雅、委婉含蓄外层之下的言外之意。
其三，借用他人之诗于讽谏政教的“献诗陈志”直接影响“赋诗言志”现象的发生，二者之间从形式到方法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已不是创作，而是应用已有的诗。诗用于赋诗、言语正是从它本身固有的典礼、讽谏之用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来的。其四，礼乐文化的产物。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大权旁落，礼乐文化也渐失当日的辉煌，但天子与礼乐的余威仍存，中原五霸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之间一方面尔虞我诈，角逐争斗；一方面又要借助同姓兄弟的力量，故在频繁外交的朝会宴享中仍蒙有一层“礼义”的薄纱。从这个意义上说，用诗言志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周人的礼乐文化观为它提供了滋长繁衍的温床。用诗言志在春秋时代已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人人习诗，人人用诗。
诗已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共同语言，是否能够恰切地用诗已成为衡量人的道德伦理、文化修养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