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 雨果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1862年秋,即写完《悲惨世界》的第二年,雨果就开始酝酿《九三年》 了。酝酿10年之久,然后一挥而就。
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军镇压保王党所策动的旺岱叛乱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当叛乱趋于平息之际,西穆尔登被国民公会派到共和军来做政治委员。共和军司令官郭文主张打仗的时候同敌人为敌,而胜利以后应该做兄弟。当叛军首领朗德纳克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救出困于火海中的三个孩子时,郭文被这种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震惊了。经过一场良心的战斗之后,他放走了朗德纳克,由自己来承担严重的责任。西穆尔登是郭文的家庭教师,他把郭文当作“精神上的儿子”。他理解郭文这一人道的举动,但是他又忠于国民公会铁的纪律和自己的职责,把郭文送上了断头台。当郭文人头落地之际,西穆尔登因为职责业已完成,便开枪自杀了。
《九三年》具有着它的双层结构。既然它是对于法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年代的描写——这个争论持续了雨果所属世纪3/4的时间,它当然要反映共和同帝制、革命同复辟、蓝军同白军的冲突。通过这个描写完成了《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同来自外祖父的保王党思想的决裂,完成了作家自己同布列塔尼母系“血统”的决裂。然而就象狄更斯的《双城记》虽然描写了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的恶行,却没停留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这一表层结构上一样,《九三年》描写旺岱战争以恐怖对付恐怖,也没停留在对于共和政府恐怖政策的肯定上。在描写共和军胜利的过程中,就展开了胜利后的矛盾,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共和国,一个是宽大的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分别由西穆尔登和郭文所代表。郭文经过沉思,得出了下述结论: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马吕斯形象是表现人道同革命的结合,郭文形象则是表现革命向人道复归。雨果经过马吕斯式的对于共和革命的狂热,通过郭文,向冉阿让式的人道主义复归了。
《悲惨世界》是表现最高境界——共和国,《九三年》是追究哪一个共和国。郭文所代表的人道共和国、世界共和国是雨果的理想共和国。雨果将他的理想寄托于20世纪了:
“每一个世纪都有它的使命,这一个世纪完成的是公民工作,下一个世纪完成的是人道工作。”
这样,雨果对于长时间盘踞在自己身上的保王思想的清算,对于迟来的共和思想的歌颂,对于共和国价值的思考,对于共和国未来的预言,都集中在郭文身上了。雨果人生的三大抱负——法国的强大、社会的正义和民族间的和平,都集中在郭文身上了。难怪雨果将他50年情侣朱丽叶的姓氏冠于郭文名字之上,难怪雨果写任何一部小说,都没有象写《九三年》这样幸福。
雨果逝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先贤祠。200万法国人跟在柩车后面。在人流如潮的大街两边,竖起了许多木牌,上面写着《悲惨世界》、《秋叶集》、《沉思集》、《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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