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③

    悲惨世界 : 雨果的代表作,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
小说前半部分是以人道主义为重心的。树枝修剪工冉阿让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偷了一块面包,便坐了19年牢。出狱后,米里哀主教给冉阿让这个人生战斗中的败兵包扎了伤口,在冉阿让心里注入了人道,冉阿让便怀着人道精神建设社会去了。他兴建了模范的料器厂和蒙特猗市。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苦役犯身分而被捕入狱。逃出后,一直遭到警探沙威的追捕。严酷的法律对冉阿让所构成的侵犯,主要是由沙威体现的。但是在沙威处于危急关头,冉阿让掌握着他的生死时,还是宽恕了他。这在沙威的灵魂里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于是当他又一次掌握冉阿让时,在良心和职务之间徘徊了一阵,良心胜利了,他放走了冉阿让。沙威同冉阿让一样,经过一段弯路,终于走到人道的火炬之下了。人道在小说中几乎全部结了果实。在这里,人道主义同当时社会不平等的法律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雨果将教义、法律、物质事物看作三种宿命。这三种宿命构成了人类面临的三大障碍。而《悲惨世界》所揭示的就是法律的宿命。不平等的法律造成社会压迫,造成19世纪的三大问题: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而人道主义的建设,则使蒙特猗欣欣向荣,风气好转。雨果将人道主义视为社会建设所离不开的法宝。
与此同时,雨果并不拒绝利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在以米里哀——冉阿让——沙威相感化为线索的这部长篇巨著中最高的人道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它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小说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马吕斯从保主党立场向共和主义立场的惊心动魄的转变,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起义以夺回1789年所获得的公民权利。这是小说以共和主义为重心的部分。雨果笔下的革命,是为了实现人权、人道的革命。雨果将人道主义的桂冠赋予革命。
《悲惨世界》的构思是扩大了的,主题是深化了的。1845年前后,雨果便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然而那时候他还不是共和主义者。1848年革命对雨果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使他成为激烈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他流亡国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决心让“青铜般的琴弦发出颤音”。流亡的第10个年头,雨果完成了《悲惨世界》的创作。作家通过主人公马吕斯描写了自己的政治转变,还描写了共和英雄群像以及他们所发动的起义,并且在以冉阿让为重心的部分里补写了“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滑铁卢”等章节,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对于改造社会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巴黎圣母院》里,作家只主张用爱、善良、仁慈,亦即用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来改造社会,只主张找“内科大夫”医治病痛,而在《悲惨世界》里,作家则主张既要有人道主义对社会的建设,也要有共和革命对社会的改造。“内科疗法”和“外科手术”都是不可排除的。
比起《巴黎圣母院》来,《悲惨世界》更多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一部写“今天”的作品。作家在亲身经历、体验、观察和可信的资料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了从拿破仑帝国到王政复辟、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地剖析了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通过对冉阿让、芳汀、柯赛特童年不幸的描写,反映19世纪的“三大问题”;通过对都隆监狱、商马弟案件以及沙威的描写,控诉资产阶级法律对劳动人民的压迫;通过对德纳弟贪婪、狠毒的描写,揭露王权和不平等法律赖以存在的土壤——社会的愚昧。
雨果认为作家在无法医治创伤以前,没有权利把贫困和不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悲惨世界》描写悲惨的同时,也着意表现了作家的理想。这同批判一切而不肯定任何东西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海滨蒙特猗是雨果人道主义的理想国,那里“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都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对于革命和人道的关系的描写,也充满了作家的理想。雨果将人道主义理想寄托于革命了。革命使人道伟大、人道使革命神圣。革命和人道在《悲惨世界》里获得了美妙的和谐。而这个和谐体便是“共和国”。米里哀主教所宣讲的模范区,冉阿让市长所建设的理想国,都具体化为共和英雄们所要建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了。共和国是雨果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此外,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展开上,也经常运用夸张手法。这些,构成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悲惨世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