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的论争 :
围绕着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科学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以及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同年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并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随后张君劢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回应丁文江，从12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科玄之争正式爆发，完成第一回合的交战。
张、丁二人论战正酣时，梁启超撰写了《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一文，提出两点：“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中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学界开一新纪元”。随后，胡适代表科学派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以此文为开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猛烈攻势，任叔永、章演存等都加入其中。丁文江又写了《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分别从张君劢的现在主义、人生观的定义与范围、对于科学的误解、存疑学者的态度、知识论、精神与物质、美术宗教和科学、结论8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文中，丁文江第一次明确定义了“人生观”，他认为“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随后丁文江又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一文，文后附“答林宰平”，不承认“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并将广义的玄学定义为“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1923年12月，有关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一本是由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科学派的立场，并邀请陈独秀和胡适作序。胡适在序后还附有《答陈独秀先生》，提出了著名的“胡适十诫”，陈独秀亦作《答适之》。这两篇答文一并收入文集之中，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另一本是由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代表玄学派的立场。这两本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科学精神由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
“科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刻的一场文化思想论战。论战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的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同时，论战使得原来已经丧失影响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哲学派对五四运动作出了反思性回应，为以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理路；而与之相对立的“科学派”则发展为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文化哲学派，这两个学派与唯物史观哲学派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