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遇范肯堂① 杨圻 :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
宇宙今何世?风流意不群。
暮潮细生雨,绝壁起闲云。
严武军中事②,相看感旧闻。
忧乐谁前后③?含情未忍言。
与君看落日,为我话中原。
时难文章弃④,春深草木繁⑤。
卧来江渚冷⑥,高枕向乾坤。
此诗原题下有小注云:“合肥太岳(指李鸿章)督直时,先生为幕府上客,今别十年矣。”然李鸿章督直凡二十五年(1870—1895),因查云史《双肇楼记》有曰:“光绪壬辰(1892),余年十八,婚于合肥文忠公之门。南通范伯子,方为文忠幕上客,见余文字,许为可造,亟称于文忠公。自后诗文辄就教,得闻绪论。”又诗之首句云:“桃花逐春水。”由此知本诗当作于清德宗光绪壬寅(1902)三月,时年二十八岁。两年后,范当世流徙江湖,即客死于沪上旅邸。
诗为两首五律,其一侧重于相逢忆昔,其二侧重于相逢论今,诗旨虽伤故人,实质亦自伤自叹,感时忧国,表现了作者思赴国难,以求一展胸襟的积极用世精神。故十三家评点《江山万里楼诗钞》评论此诗曰:“二诗回肠荡气,忧愤忠爱,流露言表。”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第一首之首联点题搭额,以明时间、地点、人物。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云:“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的一个“又”字,含有无限感慨,颇有故人相逢,说不清是喜是悲的感觉。诗之颔联以景生情,关合时事,云伯子虽处乱世,却风骨凛凛,卓尔不群。字里行间,流露出云史对这位长辈及至交的钦慕之心。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交谊,尽见于四句之中。诗之颈联虽回扣“京口”二字,摹写眼前之景,却创造出一种略带苍凉的气氛,为尾联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张本。
诗人小范当世二十一岁,以年齿论,伯子自是前辈,云史曾向他讨教诗文;就交际关系言,伯子为李鸿章幕僚,云史是李鸿章女婿,一盛赞“杨郎清才”(杨士骧《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一跋:“壬辰秋,余谒合肥相国于津门。时云史新婚相国之女孙子。通州范肯堂为幕府上客,见其诗,为余数道:‘杨郎清才。’”)一由衷感叹伯子“风流意不群”,诗格人格均足以睥睨一世。正因为如此,尾联“严武军中事,相看感旧闻”,不仅用典贴切,而且更见二人志同道合,交谊之深。
第二首五律承第一首而来,由忆旧转为论今。诗的前两句表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范仲淹的名句,谁都知道。而同样志存社稷,心悬天下,范、杨二人亦都想奉此为处世准则。可是二人相逢江上,却“含情未忍言”。什么原因? 诗之中间两联道出了原委:国步艰难,有如日落西山,呈现的是一种难以挽回的趋势。而世道的混乱艰难,使文章分文不值,文人无用武之地可言。诗句显示的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溢于言表,令人动容。“卧来江渚冷,高枕向乾坤。”诗之末联表现的是不甘寂寞退隐的积极用世态度,说明作者虽“未忍言”忧乐,实质仍志在“乾坤”,一时一刻亦未尝忘却天下之冷暖苦乐。
值得玩味的是,范、杨二人虽皆志同道合,心悬天下,彼此的处世态度与生活道路却到底并不一样。云史日后弹冠新朝,委身强藩,终为世人所诟病;而伯子一生穷困潦倒,心中诗中唯装着黎庶苍生,评价远在云史之上。如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云:“(肯堂)平生兀傲颓放类阮嗣宗,困厄寡谐,以古文名世……庚子王室如毁,多以诗篇寄其孤愤,每一吟讽,如见其人。”金天翮《答苏堪先生书》更云:“继弢叔(江湜)之后,为通州范伯子,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大江南北。二子盖豪杰之士也。”
此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明白如话,绝少用典,气息清厚,骨力雄秀,颇有唐人格调,尤得老杜风神。诗中“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时难文章弃,春深草木繁”,半从杜诗中化出。至若“宇宙今何世,风流意不群”、流水对“与君看落日,为我话中原”及尾联“卧来江渚冷,高枕向乾坤”,无论就遣辞与命意言,老杜自当把臂入林,视为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