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 郑燮 :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
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
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
扬州自古是繁华锦绣城池,到清乾隆年间,这里更是商业兴隆,商家聚居,人流如潮,歌吹沸天,东南的温柔富贵、奢侈縻荡之气,尽钟于此矣。因此,对晚年寄迹扬州、卖画度日的诗人、画家郑板桥来说,这可是个处处可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迹的城市,随手拈几例吧:
——那扬子江滨、大运河畔、瘦西湖岸,每到清晨,便有无数船只,争先恐后,冲破清晓弥漫的烟雾,汇集到此。是渔家为了生计、侵晓而起?否、否,全是那班画舫游船的主人,乘着大好春景,赶早出来趁生意、拉游客。看他们那副“破晓烟”的猴急相,真令诗人忍俊不禁。
——城里到处是丝竹管乐之声,那当然是乐工伶人之流在演出、在排练,当然不会有《击壤》、《南风》的太古淳音奏出,只能是一派靡靡,令诗人皱紧了眉。他不由得想像,那无形的乐声,倾城介奏着,该不会生出不可睹的手臂,去拂弄什么吧?什么呢?一定是榆钱——榆树的果,它的相貌可像铜钱呢,汉朝的三铢钱,不就叫“榆荚钱”么?拂弄榆钱干什么?不就是想挣钱想得慌么!
——“千家”,当然不止一千家,整个扬州市井,家家户户都是这样,都转这样的念头:生个女儿,该怎样教她挣大钱呢?一条路,去学歌舞、唱弹,学就一身娇媚宛转工夫,怕不能出入欢场、逢迎嘉宾么?要是能被哪位富贵人当作“瘦马”骑去,做父母的自可鸡犬升天、吃着不愁了。“先教曲”,后教什么呢? 当然不会是贞静、女红、三从四德,只可能是——狐媚之道。
——“十里”,当然不仅这么点,而是整个扬州城郊,农夫该淳厚些吧?可也令诗人大失所望,他们再也不肯种稻产粮、勤力“本业”,却满畦满畛地栽上艳俗的花,只想去城里卖个好价钱:做的还是田里活计,从事的却是“末业”,这也算是种田?诗人心头,起了老大的疑问,搁着真是难解、难受。
——那隋堤,乃是昔年一代昏君隋炀帝的游览之地,后人到此,该以其淫佚亡国为前鉴、作深切的历史反思才是;如何现在一阵密雨过后,那堤岸却原来不曾沾湿半点?是堤上的杨柳太密、全遮隔了雨水?然也,不尽然也。除了杨柳,还有杨柳树下密匝匝的宝马香车、闹嚷嚷的游春儿女,他们那曾作什么反思,只顾挤在热闹堆里,艳羡着那昏君游历时的穷奢极侈。至于那些已“教”过“曲”的红衫少女,被春风吹动了她们的衣袖,她们竟一个个轻飘飘起来,似乎要飞升成仙——飞到炀帝的三十六宫去荡漾春情了! 这那是什么隋堤,分明是郑、卫的桑间濮上了!
可叹呀可叹,可悲呀可悲,这真是个堕落的城市;诗人该是这么悲叹的吧,在诗的背后?好久以来,他已经自伤头白,老迈无力,不能再使风俗淳,只有以画竹描兰自励,不堕青云之志;现在,这个城市的美酒和香雾的温暖气息,已经反过来包裹住了他,让他举步维艰,与时俗格格不入,动辄得咎,只能独坐凝思、倍添悄然之感了。在本诗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这个奢华城市忧心悄悄、却又无可奈何的“词人”的黯然身影;这个“词人”,自然就是板桥自己。
郑板桥是位禀性清奇、不慕荣利、不爱钱财的耿介之士:这,已不必由笔者琐琐说明了。一个淡泊自守、高尚其志之士,其不趋流俗、忧患时风:这,笔者自也不敢丝毫持否定态度。不过,本诗除揭示了扬州(毋宁说是整个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缩影)的风俗不古、亦表达了诗人的清正襟怀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认识价值了么?
当然不是,虽然,那未必是出于诗人的主观动机。
试问:那些画舫主人、乐师伶工,如果不让他们去趁钱,他们该干什么呢?仍当辛苦渔夫、捕鱼纳税;仍流落街巷卖艺、聊以糊口么?
女儿们不教曲,她们该教什么呢?修贞静、习女红、识妇道,只待嫁去做本份媳妇、终身老于闺阁户牖之下么?
农夫们不栽花,那该种什么呢? 去“力田”、“务本”,洒尽汗水以纳皇粮么?
来到名胜古迹,非要求不拘什么品流的人,都庄容肃貌、怀古吊今么?不能让他们也有片刻的想入非非么?
不能的,不可能的。从诗末诗人的无奈悄然来看,他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这是潮流所趋、不能逆转的。
但是,如果不在扬州,如果扬州的商业不繁荣,他们却真的可能仍是辛苦农夫渔人,仍是贫贱流浪艺人,仍是闺中静女,仍然头脑简单,不敢涉于非想;是商业的发达、城市经济的发达,使他们摆脱了上述那种命运,有了追求,有了希望——当然,追求的只是金钱富裕,境界不高,决不能为高明淡泊之士所首肯。
但正因有了这种追求,传统的观念才被打破、被扔弃:人们不再耻于言利,女性不再耻于抛头露面,农夫不再囿于“重本”之见。几千年的封建正统的清规戒律,在活生生的商品经济面前失色、失效了。
大概,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吧? 这种萌芽,是行为,也是观念,虽然还不曾总结为理论。
或许,本诗中无意流露的这种萌芽意识,才是本诗的认识价值之所在吧? 虽然这不是诗人的本意,不过,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与作者的主观动机相反,这也是常有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