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战法③

    “四治”战法 : 〔军争〕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鉴赏】　孙子在本篇中提出的“四治”战法,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分别鉴赏其中的奥妙。
(一) 治气。古代用冷兵器作战,战争的胜负与士兵的勇气关系极大。勇气足,则易于取胜;勇气衰,则往往败北。《尉缭子·战威》说:“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淮南子·兵略训》说: 兵有“气势”,这时“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如此就能“威加敌人”。可见用兵作战时“治气”的重要。战争中不但要鼓舞士气,而且要抓住时机,在敌气衰、我气盛的时候出击。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齐人三鼓”欲战而鲁军不出,其后鲁军鼓而出击,齐师溃败。鲁军事家曹刿分析其原因说:“作战,靠的是勇气。齐人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在彼气竭时我击鼓而气盈,故能战胜。”孙子主张“治气”的方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是要掌握士气变化的规律,选择“彼竭我盈”的时机出击,应该是从历史上曹刿等军事家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二) 治心。《军争》篇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里“心”是指将军的决心,亦泛指其思想情绪、精神状态。所谓“夺心”就是动摇其决心,使其狐疑、烦躁、恐惧、沮丧;“治心”也就是坚定其决心,使其沉着、镇静、大胆、果断。孙子讲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治心”的诀窍和做法。《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实际上讲的也是治心的功夫。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人先是“王怒”其主帅而“少与之师”,接着主帅“子玉怒”而进攻晋师,在正式交战中又急躁冲动,使左右师相继溃乱。而晋人始拘楚使者“以怒楚”,又设计拆散楚和曹、卫的联盟;“晋车七百乘”装备齐全,“少长有礼”;直接交战时,晋人先击溃薄弱的楚右师,再引出楚左师而“横击之”。纵观战争全过程,晋人始终机智冷静,阵容整齐,上下和睦,计谋周全;而楚帅心情烦躁,易怒无谋,指挥失当。显然,晋人“治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治力。孙子阐述“治力”的方法是:“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军队作战时要蓄养充沛的精力,避免远途劳累、忍饥挨饿,这样就易于取胜。《军争》篇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长途跋涉而与敌交战,之所以要损兵折将,是因为士兵劳累,精疲力竭,就不可能打好仗。这是与“治力”的原则相违背的。孙子还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也是要尽量减少盲动给将士的精力带来的损失。这是“治力”必须注意的。公元前628年,秦国长途行军而袭郑。蹇叔就指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不可如此啊!”结果,晋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在崤进行截击,大败秦师。很明显,晋人“治力”而秦人“师劳力竭”,导致这次战争晋胜秦败。
(四) 治变。孙子列举“治变”的方法是:“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实际上就是“避实而击虚”。他在《虚实》篇中进一步阐述“治变”的原则说:“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种在战争中“因敌变化”的原则,他在《九地》篇中又称之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他解释说:“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就是要观察敌人的动态,在开阖变化的过程中寻找其可乘之隙,一举将敌击溃。
因“治变”而取胜的战例,在春秋时代已经很多。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晨压晋军而陈”。此时,苗贲皇向晋侯建议:“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这就是“勿击堂堂之阵”的“治变”之法。苗贲皇又设谋说: 对于楚之中军王族,“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就能把楚之中军王族牵制住;同时,用中行、二郤两部去攻击楚较薄弱的左军、右军,则左右“必克”;然后,晋军再“四萃于其王族”,来个四面夹击。晋从其谋,果然楚师大败。显而易见,晋军在此次战争中“治变”设谋,因而获胜。
由上分析可知,孙子提出的“四治”战法,即分别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便能巧妙地击败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战法,都是从春秋时代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孙子把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提纲挈领,归纳为四个“治”,这是他对军事谋略学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