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散文在西方③

    我国古典散文在西方 : 我国古典散文的西渐究竟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但至迟是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研究儒经。据张尔歧《蒿庵闲话》载:意人利玛窦初到广州时,“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利玛窦等人随后便选译四书,将其介绍到了欧洲。十八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俄国先后建立汉语学校;十九世纪,巴黎、牛津、剑桥、伦敦等地也相继开设汉语讲座。古典散文是教材之一。
这个以经书翻译为主的西播潮流,于十九世纪中晚叶形成了高潮。这时译著汹涌,译者济济,与十七、八世纪西方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遥相呼应。例如,英国的理雅各,译有《中国经书》五卷(包括《论语》、《孟子》、《书经》、《诗经》、《左传)以及《易经》、《礼记》;此外还译有道家经典。法国的高夫越(Seraphin Convreur)也是中国经学的翻译家,他将《书经》、《礼记》、四书、《左传》译成了法文,并且编纂了《中国文言文字典》。进入二十世纪,经书西译仍然绵续不绝。德国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英国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美国卫德明(HellmutWilhelm)等均翻译过部分经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者的心目中,这些经书不纯为中国文学的遗产,而是中国文化的遗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中国文化综合研究开始分流时,经书和史书才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青睐。二十世纪的散文西播情况,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译介 尽管赋的文字艰涩难懂,它在西方却拥有众多的读者。早在二十年代,就出现了较有分量的译著,如韦理的《庙及其他》(纽约,1923;其主要内容是赋)、马古礼 (GeorgesMargoulies)的《〈文选〉中的赋》(巴黎,1926)。后来又有埃尔温·冯·察赫(Erwin von Zach)的德译,华生、康达维的英译。赋在西方流传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赋被当作一种诗体,读起来音韵铿锵,琅琅上口;二是译者做了大量的注释,为读者扫除了文字障碍。唐宋明清的散文,译介则远远不足,迟至七十年代,才出现较重要的译著,如刘师舜的《中国古典散文》(香港,1979)。近十几年散文研究稍呈活跃之势,那些论文和专著中含有不少散文译文。
二、评传 相对而言,赋家和散文家的传记也较少。已见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袁宏道等作家的评传;有些构成研究著作的首章,有些纯为传记著作。其中刘子健的《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斯坦福,1967)一书,尽管偏重传主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评介,但在文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研究 在普及的层次上,诸如有关中国文学的文学史、文学纲要、文学艺术入门之类的著作,均介绍散文作家、作品、时代背景、文体特点、文学成就与影响等内容。七、八十年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性逐渐增强,几部专著的问世是其明显标志。这些专著是: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赋作研究》(剑桥,1976)、蔡涵墨的《寻求统一性的韩愈和唐代》(普林斯顿,1986)、陈幼石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斯坦福,1988)和周质平的《袁宏道和公安派》(剑桥,1988)。与此同时,论述深入的期刊文章也日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将重点向唐宋明清的散文家转移,另一方面,即使以史传、先秦诸子为论题,也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讨论,如论《左传》、《史记》的叙事艺术,孔子与上古的文学批评等。就研究方法而言,这时的散文作品研究偶见西论中用的例子,而古代文论研究则多有比较诗学的性质。
综而观之,西方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