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 : 明代宋濂关于散文分类的用语。语出《文原》。“载道之文”主要指“六经”:“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这里的“载道之文”和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文以载道”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具体指“六经”,一是把宣扬儒家道统看作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宋濂特别推崇“六经”,他反复强调说:“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天地之间,有全文焉,具之于六经。”“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他不仅把“六经”看作“至文”,而且还当作文的根本:“六籍者,本与根也。”既然如此,宋濂认为学文就必须宗经:“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语此也。”但是,宋濂也指出:“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除“六经”外,宋濂还对宋代理学家的文章极力推崇。认为既高于贾谊、司马迁,也高于韩愈、柳宗元,是“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纪事之文”主要指史传文:“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对举,指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的史传文。宋濂把“载道之文”的“六籍”当作“本与根”,而把史传文当作“枝与叶”或“波澜”。可见,他对史传文评价是不高的,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波澜不足,则无以尽事之变”。宋濂对两类散文的褒贬,出于封建阶级正统的文学观念,是不可取的。他所作的分类也不足以涵盖古代散文的各种题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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