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 : 明宋濂撰。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以“宗经明道”为核心,文主唐宋,学宗义理,形式兼及内容,以宗经为基础,融合义理、事功、文章三者而为一体,本文即阐述了这种思想,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前有引言,后有综论。上篇推究文章的来源,论述文学的本体。他对文学的理解十分宽泛,“凡有关民用 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于文”。他认为文之初,为具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后由圣人衍为有条理的社会人事;“事为既著,无为记载之,则不能以行远,始托诸辞翰,以昭其文。”既然文学之宗旨在于表现物理、发明事功,因此,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此“实”是指文之本,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当具有真切的思想内容,应该表现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解。下篇剖析文章的利病,论述文学的功用。“为文必在养气”,此“气”指作者的气度、气概,“养”指道德品格的修养。他认为不能养气,则种种弊病将有以累文;“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他指出“六籍”是“本与根”,应当借鉴孟、韩、欧阳诸子之文,应当“以道为文”,求“辞达而道明”。作者身为“开国文臣之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合古文道学而为一,是明代复古思想的先驱。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前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理论上缺乏新意。但经过元末纷繁的战乱之后,他崇实务本,努力避免道学家的偏执,反对文学家的“日以学文为事”(《赠梁建中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来唐宋派以情理神气反对和补救秦汉派搜文摘句的摹拟之失,即受此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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