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本诗发表在1911年6月《南社》第四集,1909年春作于日本。其年春,曼殊自印度归国,旋即赴日本,居于东京小石川,从事拜伦诗的翻译和《梵文典》的撰作,破夏又重渡爪哇。“若松町”,日本东京、大阪、长崎、北九州四市皆有此地名,恐为东京新宿区地名。“仲兄”,是对陈独秀的敬称。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一名由已,又名独秀,字仲甫,号仲子、实庵,安徽怀宁人,是曼殊平生最敬重的朋友,似师似友,交谊至深至厚,曼殊的汉文和英、法文皆受过他的指点,所作所译诗文不少也经过他的修改润饰,并为曼殊的小说《绛纱记》、《碎簪记》作序。曼殊的文学天才正是在仲甫、太炎等贤哲的启发之下得以勃发,得以如万斛源泉,汨汨而出。所以,曼殊在《文学因缘·序》 中称之为 “畏友仲子”。
曼殊是位天才的诗人,他行止诡异,与常人常理异趣,却又真情独禀,是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奇人、令人感喟的真人。他敢于不视父疾、不奔父丧、以报复家族对他的迫害; 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毫不犹豫地削发为僧,而当他认识到佛门的清规戒律同样是对人生的束缚时,又毫不犹豫地离寺出走,并最终选择不僧不俗、亦僧亦俗、似僧非僧的人生道路; 他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又不加入任何党派,受党派的纪律约束; 他常口称“贫僧”、“衲”、“不慧”之类,不忘自己的僧侣身分,又热烈地追求爱情,向往男女之间的美满结合,可同时他又把爱情关系视为精神束缚,把婚姻家庭视为人生的牢笼,而实行僧侣式的禁欲主义。因而这种追求越热烈,越真诚,精神上的打击痛苦和煎熬就越剧烈、越深切。难怪他面对调筝人百助眉史的真挚爱情要发出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之六)这样悲怆而无助的感叹。本诗就是作者这种内心苦闷的深刻反映,契阔死生,无端狂笑,无端恸哭,欢肠似冰,即为其真实心声之写照。
《诗经·邶风·击鼓》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谓要死死生生在一起,白头偕老不分离。“契”,会合,“阔”,分开,用意偏“契”,为偏义复合词。第二句“行云流水一孤僧”,是对前句所作的注脚,表明不能契阔死生的原因。自己只是一个像行云流水一般行踪莫定、漂泊天涯的孤僧,怎么可能与 “调筝人”生死相守、白头偕老呢？ 仲兄,您还是不要问我了吧！ 诗人感情丰富,真挚热切,却自认是位断绝尘缘、泯灭七情的比丘。他表面上好似“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调筝人》之一)可是胸中却依然是火热的激情和强烈的正义感。这种心灵深处的痛苦,使他又不得不有所表露,这在常人看来,便是“无端狂笑无端哭”了。在曼殊托名日僧飞锡砟的《潮音跋》里就记载着一件可作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例证:“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惟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也。”诗人由《哀希腊》而哀故国,身世之感、家国之痛交错陈列,怎不令他肝肠俱焚,恸哭失声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联系他的身世经历,曼殊的所有欢笑和苦痛怎么会是“无端”的呢？说“无端”正是反衬出有缘由！这缘由来源于时代、社会和他自身的种种矛盾,种种无奈。他的所有与常人常理乖背的离奇举止,正深刻地反映着他内心的无限苦痛、无限惆怅,即便有那欢肠欢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转瞬间降温乃至结冰,故云 “纵有欢肠已似冰”！
全诗用词清丽凄婉,不求刻意雕琢矫饰,而语出心肺,字字带血,句句感人,是他真情毕现的血泪文字,也是他的天才、他的灵性的自然流露。一顿一挫,一呼一应,转承启合,节奏和谐,有较高的艺术技巧。抒写凄婉悱恻的幽怀,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令人读之泪下,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从佛门的角度看,真情率性,坦露自心,这离禅宗的顿悟自心的距离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