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③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
【鉴赏】 义利之辩,孔子早有见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义是孔子心中理想君子必备的品格。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治国策略,一开口便问利,这当然与孟子的仁义思想违背。因此孟子向梁惠王说明了只追求利的弊端,希望君王能够秉持重义轻利的原则治理国家。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观点,不仅将义与仁、礼、智看作是人心固有的品质,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而且,作为羞恶之心扩充的结果,他还将其从个人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社会层面,作为一种君民必须遵守的社会最高规范,必要时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如果从君王到老百姓都只盲目地追逐私利而不顾及仁义道德,那么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他又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
但是,孟子并非完全否定获利,他反对的只是一味求利,“后义而先利”的行为。孟子所主张的王道仁政,其中就包含了制民以恒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辟邪侈”,因此要求“明君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利应建立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德行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而仁义则是辨别利是否合理的最高准则,即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
义利之辨一直是先秦诸子谈论的热门话题。墨家提倡兼爱,认为爱人和利人是统一的,要爱人只需利人就可以了,然而墨家并没有完全滑入功利主义,墨家所强调的利更多是指群体之利,在调节个人与集体利益时依旧以集体利益为主。走在儒家、墨家对立面的杨朱则主张极端的利己主义。孟子对二者的观点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战国之世,群雄纷争,追名逐利,义早已被束之高阁。孟子正是看到重利轻义的观点对社会造成的危难,因而才以复兴孔子仁义思想为己任,宣扬义的重要性,指出利的弊端,努力劝说君王和卿大夫弃利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