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③

    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儒效》)

【鉴赏】 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从先秦开始,哲学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论述。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论语·季氏》)。老子则“不行而知”,“不出户,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结为“闻之见之”(《墨子·明鬼下》),主张“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孟子主张人有“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荀子则明确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两汉以来,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亦多有辩难。到了明朝,王阳明以其不世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生命实践,总结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不过这并没有结束争论。直到近代,这个问题依然被反复讨论着。
一个很简单的知行问题,为什么会被没完没了地讨论呢?“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句话不就说尽了吗?难道两千年来中国最聪明的头脑,连这一点也悟不到?
看来,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没那么简单”,关键在于“知”、“行”双方的转换机制上,尤其是“知”转“行”的机制上。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不停的生命实践中。有实践就有认识,实践的程度越深,认识也就越准确、越深刻。这就是“行”转“知”。这是生命天然的机制,人人不学而能。难题出在“知”转“行”上面。我们不能事事经历,那么在生命实践中,就必然要大量地借鉴前人的经验。尤其到了当代,媒体异常发达,我们能“直接经验”的东西远远比不上通过媒体了解到的“间接经验”。如何才能让这些“间接经验”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直接经验”,至少也降低它的间接性,为我们直接的生命实践服务呢?增加“间接经验”的层次是一个方法,比如任何复杂一点的电器都会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电脑还会赠送教学光盘。但这是在工具使用领域,在其他生活领域,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问题,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重大的人生抉择,对此,任何人生格言都只能是参考;如果不巧碰到了互相龃龉的格言,那连参考也谈不上。面对这样的“由抽象到具体”,又该怎么办?一切思辨哲学在这里语塞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康德才绝望地表示,由抽象到具体,没有已知途径可循。
真的没有途径可循吗?笔者揣测,这里,应该就是中国历代哲人思考的起点了。恐怕只有从这活生生的当下困惑出发,而不是依靠静态的思辨,我们才能真正合于“道”,才能开启一扇扇生命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
这样,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看似简单的“知行”问题会被中国历代最聪明的人饶有兴致地讨论不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