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任彦升碑 :
李商隐
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
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
这首诗包含一段故事。南朝文学家任昉字彦升。擅长表、奏、书、启各体散文。“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有“任笔沈(约)诗”之称。齐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萧衍建立梁朝后,历御史中丞,秘书监,新安太守。任昉与萧衍等人,早年并游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号称“八友”。萧衍曾对任昉说: “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衍说: “我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骑兵参军,为节镇僚属)。”公元501年,萧衍为大司马开府时,引昉为骠骑记室参军,以符其言。“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 可怜,可喜、可贺的意思。这头两句盛赞任昉少壮之年,名声赫赫,其才气纵横奔放,尤其令人爱重。不是么?他跟萧衍所对开的玩笑,就证明他确实才调纵横,充满自信,不受拘束。“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南朝称禁城为台城,以某一朝兴起为某台建。凭着任昉的才调纵横和自信,当萧衍尊贵,位至大司马开府时,引他为记室,他应该感到惆怅失意吧。当初的戏言,竟是萧衍的话应验了,而他却未得到萧衍作骑兵参军。任昉和萧衍当初关系至为亲昵,后萧衍尊贵,而任昉不过为他从事文字之役,这本来已足以引起人的慨叹。可是联系作者的经历,不难发现,诗中所设想的任昉可能有的惆怅,正是作者心中的一层隐痛。清人程梦星说: “此诗明为大中四年十月令狐绹入相而发。盖义山初为(令狐)楚(绹父)所知,令与诸子游,则绹与义山等耳。其时义山已有才名,绹自不可企及。岂知己则老为幕僚,绹居然政府,才质之高下,有何定耶?故借任昉与梁武帝伤之……绹颇不学……此诗用 ‘骑兵’ 事薄绹……”所说值得参考。但商隐一生沉沦,同辈人到头来高踞在他之上的,又岂止令狐绹,因此诗人升沉之慨,尚不止一人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慨并不显得哀伤低沉。诗人把任昉的戏言坐实认真,设想他为未得开建梁朝的萧衍作骑兵而遗憾,便多少带有一点不平之气,反映了内在的倔强性格和“命压人头不奈何”的深沉苦闷。
诗中包含着自伤、自怜、自嘲、自负等种种复杂情绪,而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出之。起二句赞任昉的才名,对后二句起了衬跌的作用。后两句写任昉处境的尴尬可悲,却又借以衬托其内在的倔强,看似率尔成篇,实则颇耐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