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 司马迁撰。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文章写了范蠡(陶朱公)传,结尾又写蜀卓氏等人简传,而开头和中间大部分文字均是作者议论。可以说,这既是一篇史记,更是一篇史论。“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说明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人趋求享受和财货的文明特性。所以从个人讲,“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无论高居廊庙和隐居岩穴的人,无论沙场冒死和辛勤力田的人,甚至任侠仗义、为友报仇的英雄,“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而嫁的女子,都可以“归之于富厚也”。总之,人一生追财求货,至死方休,难有例外。从国家讲,又不能榷货算缗,秋毫搜括,以聚敛民财。而应该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作者有深切的唯物观点和现实生活体验(《报任安书》:“祸莫惨于欲利”,即身被宫刑“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所以他不仅“善于言利”,而且高度肯定求取财货是人的本性。人生之中,“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所以,人若“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是议论,也是感叹。作者也有正确的经济观点,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与法家“重本抑末”和儒家“去兵去食存信”的传统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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