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诗的论争

关于现代诗的论争 :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诗歌领域里发生两次关于现代诗创作的论争。第1次论争发生于50年代末,主要在现代诗派内部,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主张和以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派主张之间展开,论争的中心是关于新诗的继承和发展问题。1956年现代诗派成立并提出 “横的移植”等6大写作信条后,1957年出版的 《蓝星诗选》发表了覃子豪的 《新诗向何处去? 》一文,未指名地批评了“横的移植”和 “重知性,反抒情”等观点,认为中国新诗不能盲目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而应当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时提出了发展新诗的6项原则,主张诗要表现人生,要明朗,要重视思想,要有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覃子豪的文章、引来了纪弦的反驳,他在 《对于所谓六原则之批判》和 《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两篇文章中,为 “横的移植”等主张辩解,并将他自称的 “新现代主义” 归纳为6点。在随后发表的《论移植之花》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现代诗与传统诗是两种极端相反完全不同的文学”。此后,覃子豪又撰文 《关于新现代主义》 加以反驳,蓝星诗社方面的黄用、罗门、余光中也纷纷发表文章。这场论争一直延续到1958年底前后。由于论争并没有基本上解决问题,到1959年又爆发另一次论争。1959年7月苏雪林发表 《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批评以李金发为起点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偏颇,指出它的 “幽灵又渡海飞来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致使台湾的现代诗 “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这招来了前一次论争中意见分歧的现代诗派一致对外,反驳被他们认为是 “保守批评家”的攻击。覃子豪发表了《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加以辩解,认为“曲高和寡”乃是诗坛进步的标志。接着,苏雪林又发表 《为象征诗体的争论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再发表 《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接着,论争范围进一步扩大。台湾 《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发表言曦、寒爵的文章,批评了现代诗派对中国传统的叛离。这又引来了现代诗派余光中、钟鼎文、洛夫、羊令野、黄用等人声势浩大的反击。论战一直延续到1960年夏告一段落。这两次论战主要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思辨上,它为以后现代诗派的诗人逐渐向传统回归,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