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标事件”及现代派文学论争

“唐文标事件”及现代派文学论争 :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大量涌入台湾文坛,一批以年轻作家为主的台湾作家,纷纷仿效和移植西方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和理论; 排斥和批判继承文学的民族传统,主张文学“横的移植”。这种思潮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一些诗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趋之若鹜。这种倾向当时曾受到吴浊流、尉天骢、王拓、陈映真、黄春明等作家的批评,吴浊流的《我设立文学奖的动机和希望》和《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陈映真的《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流放者之歌》和《最牢固的磐石》,都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盲目移植。但是以现代诗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在这个时期继续其全盘西化和脱离现实的趋势。1972年秋冬,唐文标在《中外文学》杂志上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一文,响应关杰明《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一文的观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诗派,强调文学面向现实。1973年7、8月间,《龙族评论专号》出版和《文季》创刊,形成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集中批判。唐文标先后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和《诗的没落》,指出流行的现代诗“并没有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改革的传统”,而是移植了西方战后病态哲学和逃避心理的产物,它是“反社会、反进步、反平民、反生活、开倒车的行为”,现代主义思潮“流毒所及,以至其它艺术,小说、散文,皆染上其颓废作风,俗不可耐的自诘,以及世纪末的青年沦落行为。”且指名批评了《文学杂志》、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社团刊物,以及洛夫、周梦蝶、叶珊、余光中等人的创作。这就是所谓“唐文标事件”。70年代在诗歌和小说领域里,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批判,也受到这一派代表作家的反击。余光中在《诗人何罪?》中认为: 唐文标的《僵毙的现代诗》一文,“否定了诗的存在价值”、“毫无独创之见”,是“幼稚而武装的左倾文艺观”。颜元叔在《唐文标事件》 一文里,认为唐文标反对现代诗,就是反对描写“人生全面”,“唐文标的偏狭文学见解,只是从望远镜里看到人生的小块。”围绕着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在《文季》、《中外文学》、《龙族评论专号》,以及《中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论争双方的数十篇文章。陈映真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回顾这次论争时认为: “在这个论战中,相对于现代诗之‘国际主义’ ,‘西化主义’ 、‘形式主义’ 和 ‘内省’ 、‘主观’ 主义,新生代提出了文学应为大多数人所懂的那样,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不在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次论争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