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学之争

新旧文学之争 : 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即面临旧文学的阻力。要建设台湾的新文学,则非推翻那些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旧文学不可。1921年初,甘文芳在《实社会与文学》一文里,已经指名批评了旧派文学,认为在“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的文学——风流韵事,茶前酒后的玩弄物了”。当时在台湾的旧派文学,虽然并无有组织的强力社团,但各种以旧体诗词写作者结成的诗社相当活跃。连雅堂的《台湾诗社记》中记载的,就达66个之多,他们还曾在台北江山楼,举办了全岛旧诗人的联吟会,同时在台北、台中、台南都有一些报纸的汉文栏成为他们的活动舞台。1924年4月,《台湾民报》发表当时在北京留学的张我军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抨击那些“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璧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 的 “诗翁、诗伯”。同年11月,张我军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中,把矛头直接指那些“恋着垄中的骷髅”,“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的青年”,还“自以为儒雅文”的旧文学,并坚信台湾旧文学之“当废”,已是“不容余喙的真理! ”张我军对旧文学的猛烈抨击,在新旧文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旧文学界也不甘沉默,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第10号上发表为林小眉的《台湾咏史》所写的跋中,反唇嘲笑新文学界: “今之学子,几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 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 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肆意讽刺新文学的倡导。张我军化名一郎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载《台湾民报》1924年12月11日)予以驳斥。接着又连续发表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和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等文,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并在文中介绍了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等。针对新文学界的驳斥,旧文学界有闷葫芦生在《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发表《新文学的商榷》一文,认为新文学者之责难旧文学“迥异乎诗人之忠厚”,而“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普通汉文加添几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犹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徒笑破人口”。针对闷葫芦生的指责,张我军又在《台湾民报》上先后发表了《揭破闷葫芦》、《随感录》等文,从多方面反驳了保存旧文学的主张。旧文学界也不甘示弱,他们在《台湾日日新报》 (台北) 、《台湾新闻》 (台中) 、《台南新报》(台南) ,以及《黎华报》等报纸副刊上,发动全岛性的对新文学的围攻,发表了郑军我的《致张我军一郎业》、黄衫客的《致张一郎随感录》,陈福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乎》等文,还有新竹的陈笑仙、台南的罗秀惠、九曲堂的郑坤五等,或用本名或用化名,纷纷撰文,在论争中极尽嘲弄和讥讽之言,正如张我军在《随感录》中所述”在一个月之间,差不多有十来起骂我的文字,也有捏作三句半诗的,也有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的,也有捏造事实的,也有攻击人身的”。但张我军的主张也得到新文学界的广泛支持,《台湾民报》连续发表了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等文,支持张我军的主张。1926年赖和发表了《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的角度指出:旧文学严重脱离民众生活,新文学则以 “民众为对象”,故后者是符合时代“进化”的要求。此文的发表有力地支援了新旧文学论争中张我军的观点。在新文学运动迅猛发展的现实形势下,旧文学界暂时沉默下去。与此同时,新文学界也撰文讨论旧文学的改造问题,如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对章回体小说的改造,以 “独创”、“创作须含意”、“含意须深藏”,“排春秋笔法”、“倡科学的态度”、“历史和小说须分工”等要点作为研讨性的问题,提出改革意见。但新旧文学之论争并未就此罢休,在台湾光复前仍以各种形式进行对抗和论争。1929年所谓“击钵吟会”的旧诗派再度泛起,叶天籁在《台湾民报》上发表《堕落的诗人》,加以批评,又遭到旧文学派的反击。1934年第一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上,曾有“与汉诗人联络案”,主张根据“台湾客观现阶段之情势,新文学家与汉诗人非由争斗能够获到进展,莫若与他们疏通意志,扩大文学阵线以期打开过渡时代中之一方面难关”,具体措施包括:“研究旧诗与旧文学”、“参加 (旧) 诗会”、“时与旧文人开座谈会”,以及“批评旧诗与旧文学”等。这个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扩大新旧文学队伍的提案,由于遭到林越峰等人激烈反对,虽经张深切力争方“存于记录”。终于未能付诸实现。以后,旧文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还表现得相当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日本当局宣布废止汉文栏,禁用中文写作,但台湾全岛多达百余个旧文学诗社,仍继续活动,并以中文印行了《诗报》 等。1941年围绕着“台湾诗人七大毛病”问题,新旧文学间再次发生论争。台湾日本占领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与现实生活相距较远的旧文学,一直采用比较宽容的态度,故旧文学始终在台湾文坛上占有一定的势力,而新旧文学之争也因此而连绵起伏,反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