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的书话久已脍炙人口，并对当代的书话作家如香港林真(李国柱)和克亮(黄俊东)、西安梁永(钟朋)和高信、南京秋禾(徐雁)、苏州王稼句等发生了有益而深刻的影响，更受到读书界的喜爱。
唐氏曾表示：“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专指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引者注)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
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书话》序)并自述：“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认为书话文章的长短可以不拘一格，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晦庵书话》序)。至于写法，“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书话》序)。
他认为：“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
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并指出：“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参见 唐弢读书 晦庵书话 晦庵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