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然，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7月25日第4版，收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
本文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关于杂文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人把杂文同暴露黑暗简单等同，一种人认为在光明的边区“是不宜乎写杂文的”。为此作者发表了自己关于杂文的见解。文章共三部份：一、杂文是干什么的；二、杂文的时代问题；三、杂文与讽刺。
在“杂文是干什么的”中，作者沿用瞿秋白关于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的说法，认为：“对于杂文，也象对于其他文艺一样，立场是其精髓，是其灵魂。
”“只有立场站稳了，才能明确的分别敌我，不至于把光明误认为黑暗……笔锋才不至于错杀了，揭发与赞扬，才能实事求是，恰到好处。”关于“杂文的时代问题”，作者认为从先秦至现在，杂文已有二千多年传统，“鲁迅的杂文时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于“无产阶级及人类未彻底解放以前”，都是“不会过去的”；但文章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的新形势下，还需要一种在“取材”“笔调”都有“新气息”的“新杂文”。关于“杂文与讽刺”，作者认为：“杂文往往与讽刺在一起，却不一定需要讽刺。”本文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肯定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一得书》，认为这些“反映边区建设的杂文”，是杂文的“新格”，是杂文的“一条广阔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