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论争 :
学衡派因《学衡》杂志而得名。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该刊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主要成员为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人，1933年7月终刊。学衡派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流派。
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的论争是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白话与文言之争成为他们论争的第一个焦点。早在1916年，梅光迪就在致胡适的信中表达了反对以白话代文言作为文学革命途径的观点。1919年，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认为文言与白话“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在《评<尝试集>》中指出文学的死活不能由所用文字之古今来判别，而应由文学自身之价值而定。并批评胡适的《尝试集》“形式精神皆无可取”，是在“模仿西欧颓废派”“复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余唾”，体现的是“肤浅之象征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肉体之印象主义。”新文化阵营期望通过文学语言的变革，冲决旧思想，建设新思想，而学衡派则力主保存文言，守护“文学性”。
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论争的第二个焦点是关于文学史观的论争。陈独秀与胡适都持一种历史的进化的文学史观。胡适运用历史进化的观念，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并以此确立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而在学衡派眼中，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全然是新派弊病的源头。1922年，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和《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中批驳陈独秀和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吴芳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也批评新青年派“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艺术之道理”。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认为物质科学“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也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无一定轨辙”“后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新文化阵营注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与学衡派强调自律论的文学史观，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
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论争的第三个焦点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新文化阵营对传统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而学衡派则对传统表现出热烈的依恋和道德化的坚守。他们大力发掘传统道德的人文价值，甚至认为道德是济世救国的根本之道。
在新文化阵营看来，学衡派的出现有些不合时宜。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鲁迅《估<学衡>》则嘲笑学衡派“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然而“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同时，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也撰文批驳学衡派。
“学衡派”是以新文化阵营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体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他们两派之间绝非简单的激进和保守可以涵盖。学衡派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手段、方向以及思维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并不完全否认文学改良的必要性。他们主张采用科学、现代的观念介入传统，发现其永恒价值，达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从而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这种更趋稳健和理性的文化立场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在与新文化阵营的论争中败下阵来，这是历史选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