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常宁 叔家青衣 袁枚 :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远出城。
知己那须分贵贱,穷途容易感心情。
漓江此后何年到,别泪临歧为汝倾。
但听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约》赴神京。
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二十一岁的袁枚赴广西探望在巡抚金衙门里当幕僚的叔父袁鸿,五月初四到桂林,次日见巡抚,大受器重,居三月,金荐其赴京参加该年秋季的博学鸿词考试。 此诗即是袁枚离桂赴京时赠给为他送行的叔父家仆人常宁的。
作为一首赠别之作,本诗的特点不在其表现形式上的新颖,而在其感情的真挚、可贵。
首联写送者的身份与行为。“奴星”指这位叔父家的“青衣”(仆人)常宁,“六千里”是袁枚老家杭州至桂林的距离。不过这一数字不一定是确数,也许是用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中“一身去国六千里”这个现成词。言其身份,并非为强调他们的尊卑界限,而是为下文而作的必要交代。言距离之遥,可见诗人与常宁只是邂逅之遇,他们过去不相识,今后能否再遇亦未知。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常宁能殷殷相送,也更加可贵。“依依”语出《诗·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一向是用以状描别情的首选词汇。常宁舍不得诗人离去,所以送行一直远出城门之外。
次联是本诗中的闪光点,它道出了人际间一种十分可贵的感情。袁枚和他叔父家虽然也都是贫寒的读书人,但在常宁面前毕竟是主。然而诗人并不把这层主仆关系看得很分明,把常宁的远送看作仆人对主人的忠诚或应尽义务,而是将此看作是两心相知的外化表现。诗人在临别之际深为常宁的情谊所感动,更加感受到心灵相通的可贵,因而喊出了“知己那须分贵贱”这一摒弃了等级习见的充满人情味的可贵声音。次联的下句既是当时情状的反映,也是对常宁的含蓄的赞美。袁枚此次来桂林时,年方弱冠,既未有什么地位,生活也极穷困,来时的路费也是别人借给他的,刚到时自己的叔父都瞧不起他,可谓是穷途之客。这次虽然北上应考,成败亦未能逆料。在这种境遇中,常宁能与袁枚建立深厚的情谊,可见他不是个势利的仆人,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地感动着青年诗人的心。
第三联感伤后会难期,直抒惜别之情。写法可能化自前人,唐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中“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和卢纶《送李端》中“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等句都为类似的抒情方式。所不同者,袁枚之泪,是为这位仆人而洒。
惜别而至倾泪,这种别情应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然而诗到这里并不歇笔,在挥手道别的最后时刻,诗人又留给常宁一句话,要他等待自己的好消息。“郎君”是诗人自指;《僮约》是西汉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内容是与仆人订的契约,其中规定如果仆人愿意来,当完成哪些事。袁枚在这里是取其题意,谓一旦自己考试获售,便要把常宁接到京城去,在自己身边做事,以便朝夕相处。这一许诺不仅进一步体现了两人的相知相得,也使上文对别愁的抒写在几已饱和的基础上又拓进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