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 陈三立 :
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
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
陈三立对他的“乡先辈”黄庭坚心摹手追,备极景仰。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时,三立随其父陈宝箴在湖北任上,游黄州诸山,过黄冈杨守敬书楼,见有宋刻《黄山谷内外集》,即欲广其流传,解梓授刊人。(见陈三立《山谷诗题辞》)三立早年的诗,亦专学山谷,避俗避熟,力求生涩,由此而开创风靡一时的“同光体”诗派。
这首小诗短短二十字,已把作者的论诗宗旨揭示出来。前两句写夜读山谷诗的情景: 弯着背坐着,秋虫在窗外鸣叫,它大概也跟我一样,对涪翁的诗有所私爱吧! 涪翁,黄庭坚之号。“虫语窗”三字,切不可滑眼看过。山谷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曾说:“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有谓,候虫是也。……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山谷提出,诗歌应有“不怨之怨”的精神境界,读书人虽抱有青云之志,而往往只能沉埋草野,壮志难酬,只能发出候虫那样的“有谓”之鸣,以抒胸中抑郁之气。陈三立对山谷的诗论是有深切的领会的。他正是处于“末世”的诗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立与父湖南巡抚宝箴被革职归里,永不叙用。以后几年间,家国多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宝箴忧愤而卒,葬于南昌青山之原。不久,庚子事变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王朝风雨飘摇。此诗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时作者寓居南京,自言“老夫所殉与终古,当世犹称善属文”(《园居漫兴》),诗人已作好“殉”他的政治理想的准备了。
“镵刻造化手”,五字可作山谷诗的定评。黄庭坚为诗,千锤百炼,仿佛天地创造化育万物的手段。诗语本韩愈《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山谷诗刻意出奇,在谋篇、造句、炼字上都脱弃凡俗,求生求新,这也是陈三立诗歌的特点。陈衍对三立诗极为称赏,谓其“戛戛生新,而绝不钩棘”,五十年来,“称雄海内”(《石遗室诗话》及续编),但陈衍又强调,三立诗虽避俗熟而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两次指出三立诗的“文从字顺”,自是别具只眼。三立学黄,其成功处亦在于此,这就是他在本诗中所说的“初不用意为”!
千锤百炼,可与造化之功相侔,而迹其本意,原是不必费尽心思去雕琢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才是天地造化万物的大手段。黄庭坚对此深有领会:“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之二)又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之一)黄庭坚在教导后学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句法简易”,“不烦绳削”,要“理得辞顺”,甚至说:“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同上书)其用心是良苦的。既要“镵刻”,又要“无斧凿痕”,这个矛盾如何统一? 陈三立的理解是“不用意”。所谓不用意,是建立在“镵刻”的基础上的。首先要掌握写诗的全部艺术技巧,句锤字炼,然后再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大巧”的最高境界。镵刻,是自然的前提;自然,是镵刻的目的。黄庭坚和陈三立都一致认为,陶渊明的诗,就是具备这“天机”的最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