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感 陈三立 :
八骏西游问劫灰①,关河中断有馀哀②。
更闻谢敌诛晁错③,侭觉求贤始郭隗④。
补衮经纶留草昧⑤,千霄芽蘖满蒿莱⑥。
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陈三立存诗自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是诗为《散原精舍诗》之首篇。当时庚子国难馀波震荡,远未了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未归。身在金陵的“神州袖手人”眼看朝局风云变幻,不禁百念并生,诗以志感。
诗人从“八骏西游”入题,将个人情感与庚子西狩这一历史事件相连,使全诗抹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新春将临,亡命在千里之外的光绪帝,竟然无法让他的“子民”们知晓落难的详情,此刻是凶是吉,最使诗人牵心挂肚。那哀痛自然与“皇上蒙尘”有关。“关河中断”,写的是地理上的隔绝,其实诗人的隔绝之感,更起因于自己身遭罢黜。戊戌那年,一纸“革职,永不叙用”的“圣谕”,冷酷地割断了君臣的名分,这一“断”尤为刻骨铭心。要没有戊戌政变的祸根,又何尝会招致庚子大难,诗人耿耿于怀者,已不全在难详“圣主”的下落。如今我这个被黜之臣与受挟之君中间,只有缕缕不绝的眷情尚在。一“问”字竟成了昔日君臣关系的全部体现,此中哀怨,自难胜言。“馀哀”的感情容量也只能从诗外去找寻了。
诗人已游离于政局外,但仍以戊戌变法圈中人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诗的颈、颔两联,以比喻、运典的手法,将戊戌至庚子的朝野变局极其精括地展示出来。当政者迫于困境,欲订城下之盟,不惜以“诛晁错”作为给八国联军的酬礼。载勋、载漪、毓贤、刚毅、英年、赵舒翘等盲目仇外,而终成慈禧求悦洋人的牺牲品。与此相对,诗人提到了同代的“郭隗”们,想维新风行之时,光绪帝罗致人才,委以重任,诗人与其父陈宝箴及康、梁等人,或许正是诗中喻指的“求贤”对象。时过境迁,当年的贤士未得一伸大志,令人抱憾不已。在隐去了的历史事件背后,诗人的不平之气通过情系“郭隗”得到了宣泄。以慈禧为首的当权者,在无可奈何“诛晁错”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对维新派人士开复原官的措施,只是对诗人来说,不过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而已。清廷如果是真心“求贤”,欲结束听任误国庸才参与朝政的局面,就非得着眼于数量极众的在野者,那里既能产生挽回时运的“补衮”人才,却又不乏使民众反抗形成“干霄”之势的火种。前者几乎是诗人的自况,后者显然为“义和团”运动的写照。诗人不明断孰是孰非,就揭示出庚子国难肇始于柄国者政治目光的短浅。可悲的是,诗人的劫后议论,已无法使时间倒转,重新尝试贤士们的政治主张了。诗人为志心中之“哀”,罗列了一连串貌似各不相关的历史现象,而这桩桩件件,层层加码,增添了诗歌的负重感,促使人们去思索,去反省。诗人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社会排外转而媚洋、拒贤激发民“乱”的种种变态,意在警醒世人,去发觉社会百态的内在联系。诗人不可能理解造成庚子国难有其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深层原因,但他能意识到庚子国难是戊戌政变的必然结局,却透出些许冷峻的理性之光。
诗人虽然以旁观者的立场去陈述史实,发抒哀感,但并未忘却清廷旧臣的身份,始终关注着“皇上”的命运。他将自己比作恋主的巢燕,“飘零”而不失归意,指望着光绪帝回銮主政,重振纲纪的那一天,诗人或能再温辅君变法之梦。“回”是对“断”的照应,也是由“哀”而“盼”感情转化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陈三立回绝了友人为他具疏争复官的善意,因为他“忾然知时不可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啄蕊”之说,只是他眷念旧主、“中兴”清室之心不死的一点表露罢了,全无复出干政的事实依据。
《书感》是陈三立“烦冤离慜,一放于诗”(同前)的代表之作,没有血泪迸溅的长吁短叹,几个典故,几幅图景,就化入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时代缩影,表达出放废旧臣的至痛至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