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自取其辱 :
经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①,宋公及楚人战于泓②,宋师败绩。
传
日事遇朔曰朔③,《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④,以师败乎人者也⑤。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⑥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子⑦,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⑧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⑨;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⑩;过而不改,又之⑪,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⑫,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⑬曰:“楚众我少,鼓险⑭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⑮其出。”既出,旌⑯乱于上,陈⑰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⑱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注释〕 ①己巳:初一。朔:农历每月初一,月亮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地球上看不到月光,这种月相称朔,此时月亮叫新月。 ②泓:河流名,战场在今河南省柘城西北。 ③日事:意为《春秋》经文在记载某日之事时。 ④尊、卑:这里指《春秋》经文所显示的某人的身份、地位。 ⑤师:军队。人:指《春秋》经文中泛指一国军民的“人”,如本篇经文中的“楚人”中的“人”。 ⑥雩(yú):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睢县一带。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及楚、陈、蔡、郑、许、曹等诸侯国国君在雩盟会,楚成王扣押了宋襄公,并攻宋国,受阻后把宋襄公带回楚国,不久后把他放回宋国。 ⑦执滕子:捉拿滕国君主。 ⑧致:招致,引来。 ⑨反其敬:反省自己的礼貌是否得当。 ⑩知:同“智”。 ⑪又之:再次犯错误。 ⑫婴:戴。婴胄:戴上头盔。 ⑬司马:也称大司马,主管一国军事的长官。子反:当为宋庄公孙公孙固。 ⑭鼓险:趁敌人处于危险境地时擂起战鼓。 ⑮须:等待。 ⑯旌(jīng):古代的一种旗子,旗杆顶上用五色羽毛做装饰。 ⑰陈:同“阵”,队形。 ⑱敌:兵力相当。
〔鉴赏〕 本篇所记载和议论的宋楚泓之战在《左传》中也有记叙(本书《左传》鉴赏部分“子鱼论战”收录了关于同一事件的原文),我们可以把《左传》和《春秋穀梁传》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传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同异。
非常明显的是《左传》主要是记载史实,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一般是当时的或稍后的历史人物做出的,作者很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尤其缺少思想理论层面上的评述。《穀梁传》则不同,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故曰”以下七八十个字,以及最后部分“人之所以为人者”到结束,全都是讲述作者自己的看法,并且都内含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可见《穀梁传》与《公羊传》一样,都喜欢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发表一些具有哲学智慧和思想教育作用的言论。
《穀梁传》在历史事实的记载方面不及《左传》那样详尽和生动,但是也能够提供一些与《左传》不同的、或《左传》未言的史实,这使后人能够对多种描述加以对照、比较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能够更具体、清楚、准确地认识特定的历史过程。就宋楚泓之战而言,《左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公子目夷即子鱼对宋襄公的批评;《穀梁传》没有提到子鱼,但它对大司马公孙固提出的战法的记叙不仅印证了《左传》的相关说法,而且比后者更为详细。可见,《穀梁传》也是研究《春秋》和春秋历史的必读著作。
就对宋襄公做法的批评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左传》所记录的子鱼对宋襄公狡辩的驳斥十分有力而透彻,很有说服力,但是仍然限于从战役取胜之术方面和根据战争的残酷性来揭露宋襄公逻辑的混乱、荒谬和可笑,就是说批判仍然限于战术学的范围。然而,《穀梁传》像它一贯所做的那样,更重视从哲学、尤其是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宋襄公的行为和诡辩加以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宋国在泓之战中遭受惨败的原因,《穀梁传》跳出了战术学的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宋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作为军队统帅的宋襄公的政治品质,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宋国必败的原因。《穀梁传》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就事论事,只是从泓之战论此战的胜败,而是看得更远,去分析导致这场战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文章明确指出:“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所谓“雩之耻”是指泓之战爆发一年前宋襄公在雩这个地方与楚、陈、蔡、郑、许、曹等诸侯国国君会盟,被楚成王捉住,带往楚国,不久后被放回的事件。表面看来,泓之战的直接原因是宋国进攻郑国,楚国为了救自己的盟友郑国而讨伐宋国。然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战争局面,正是由于在雩的盟会上宋楚的矛盾、冲突与交恶。
《穀梁传》实际上指明了宋襄公所实行的政治路线、他的一贯的思想作风决定了他的可悲的下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这种说法完全合乎事实。宋襄公此人历来没有自知之明,他不自知自己的品德不高、才能有限、实力不足,却企图效法齐桓公称霸中国。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爆发宫廷内乱,宋襄公联络了几个小国用武力把逃亡在宋的齐国太子送回齐国复位,即此文所说的“伐齐之丧”,虽然此事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件事上的成功助长了宋襄公做霸主的幻想和野心,文中“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都是他争霸的步骤。正是由于称霸心切而又不自量力,竟然把强大而又桀骜不驯的楚国引入盟会,结果两国为争霸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种下祸根,引发宋伐郑和泓之战,最终导致宋襄公的覆亡。
既然宋襄公无德无才,又无强大的国力做依靠,他的争霸也就只能靠欺世盗名这一手了。他以武力送齐太子回国复位是如此,泓之战中他的贻笑大方的战法和为自己辩护的奇谈怪论也都是出于欺世盗名的心理,不然就不可理解。苏轼在其《宋襄公论》中说:“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此语可谓一语破的,入木三分。因为真正的仁义之士,如《穀梁传》所说:“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治。”而宋襄公则是文过饰非,始终坚持以欺世盗名的手法来与强国争霸。他不在泓之战中失败,也会在别的战争或政治事件中身败名裂。
此文最后部分的结语,句句鞭辟入里,十分精彩。作者用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剖析了宋襄公遁词之所穷。显然,任何一种言论应当令人信服,这就必须合乎事物的实理,公孙固和子鱼以战争的逻辑使宋襄公的做法和说法显得非常荒谬,而《穀梁传》则从更深的层面讲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道理,具有辩证逻辑的智慧。它指出“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就是说言语要有说服力,不仅要遵循语言、思维的逻辑和特定领域的行事准则,还要合乎事物的普遍法则和真理,即文中所说的“道”。道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必须考虑到特定的时间地点的条件和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情势。这就是此文所说的“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之义。就泓之战而言,宋襄公完全不顾敌众我寡的客观情势,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中对死敌讲仁义,这自然是愚蠢透顶了。他虽以仁义为名,却与道毫不相干。这样,《穀梁传》对宋襄公的批判就达到了更深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