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③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 〔计〕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弗诡也。

【鉴赏】　如何能够预知战争的胜负,孙子认为,必须“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就是分析比较以下五件事情。第一是“道”,第二是“天”,第三是“地”,第四是“将”,第五是“法”。所谓“道”,孙子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弗诡也。”这个解释,很有些特别,故必须细心领会。
春秋战国时代,“道”字十分流行,可各思想家对“道”字有不同的理解。《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这里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第四十一章)这里的“道”,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里的“道”,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道”,是正义、理想,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道路。
与上述各思想家不同,孙子对“道”作了更为切实的解释。他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即要使下层人民与上层统治者同心一意。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注:“此句‘令’字着眼,非民之能与上同意,乃上之有道以令民与同意也。民者,据第一节‘国之大事’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士兵也。令者,有惟所欲为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乃‘令’之明效大验。”这个注释非常详尽:　所谓“令”是个动词,上面要采取各种措施,“令民与上同意”;所谓“民”,是全体国民;后面“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是“令”民同意后产生的效验。这就是“道”的全部内容。
关于如何“令民与上同意”,采取什么措施,孟子有一段很好的阐解,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要“得民心”,即“令民与上同意”,就要民之“所欲与之聚之”,即人民所喜欢的要给予并聚合起来;民之“所恶勿施尔也”,即人民所憎恶的坚决废除,不要施行它了。由此看来,对于“道”的解释和主张,孙子与儒家很有些相似。
由于采取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的措施,上层统治者得到人民的拥护,亦即“令民与上同意”,因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即人民与统治者可以生死与共,“而民弗诡也”,即人民在战斗中不会违背、生疑。这就是孙子所论“道”的全过程。“民弗诡也”,各本原作“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诡”是违背、生疑的意思。人民因为拥护统治者,“与上同意”,故可与统治者生死与共,而不会违背、生疑。
历史上因为统治者采取有“道”的措施,“令民与上同意”,故下层人民与统治者生死与共而“民弗诡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中尤以周公东征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最为著名。
周朝初年,在周武王去世后,因为其子成王年幼,于是商纣的儿子武庚联合淮夷、东夷等少数民族各国,还有周朝内部有野心的管叔、蔡叔等人发动叛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力挽狂澜,率军东征。由于周公代表正义的势力,实行爱民的政策,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拥护。荀子说:“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荀子·王制》)显然,周公因为有“道”,“令民与上同意”,人民热切地盼望他的军队的到来。同时,周军士兵也因为“与上同意”,生死与共而“弗诡也”,故在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诗经·豳风》中有一首名《破斧》的诗,是周公东征时士兵所唱的歌。歌中唱道:“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方孔斧。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惶惶惊恐。”“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长柄锹。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被感化。”“既破我的圆孔斧,又损我的三棱矛。周公东征,四方乱国都被顺服。”由此诗所唱,可见周军士兵“可与之死,可与之生”的乐观情绪和自豪精神。正是因为周公的有“道”取得人民的拥护,士兵生死与共而“弗诡也”,故东征时势如破竹,迅速平定四方的叛乱,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业。
由上述可知,孙子这一句对“道”的解释,与后来孟子的言论很有些共通之处,在历史上也能得到验证。因此,这一名言,是孙子思想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