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董氏学③

    春秋董氏学 : 思想著作。八卷。清康有为撰。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者事迹参见“《新学伪经考》”条)
《自序》中以为人之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道与教。道、教始于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于《春秋》,《春秋》“三传”则又从公羊氏,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但《春秋》“仅二百余,脱略甚矣,安能见孔子数千之大旨哉?”因而治《春秋》就得依据于董仲舒,从董氏而窥孔子大道,即所谓“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
在此思想基础上,该书将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了重新编排,以推衍孔子之意,并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全书八章,春秋旨卷一,春秋例卷二,春秋礼卷三,春秋口说卷四,春秋改制卷五,春秋微言大义卷六(上、下),经传表卷七,董子经说卷八。卷前有撰者自述,统说该卷要义,中间又插有撰者评述,书后附《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二文。
该书以今文经学为治学旨归,因而提倡重在经“义”。由此观之,孔子作《春秋》,是因为“疾时世之不仁”,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即“明王道,重仁而爱人,思患而豫防,反复于仁于不仁之间。”云云。在《春秋例》中以为《春秋》的例则“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如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等等,如不弄通,则无法读《春秋》,因而择《春秋繁露》有关的要点而罗之。《春秋礼》以为《春秋》是“改制”之书,其中礼的改制尤其重要,而董仲舒“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通过此,可以通孔子对礼的变化的态度。《春秋口说》中以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传,以致成《公羊春秋》,董仲舒能继承前人做法,又口说而出于《公羊》之外,其目的是“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春秋改制》以为《春秋》的实质是述“改制”之义,而董仲舒发明此义,以至成为理解《春秋》的“金钥匙”。接下,通过对董氏言论的引证,证明《春秋》改制,才开始建立文统。以下的各朝是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而“升平世,质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也。”从而提倡“文教”,并主张“变通”,以为这是《春秋》的第一大义。《春秋微言大义》篇以为孔子作《春秋》,含微言大义,董仲舒可谓是能解其中三昧的醇儒,将其中的诸人天人性命之故,三统三纲之义,仁义中和之德等等都尽极阐发,在下则援引为例。《传经表》篇是康氏门人王觉任所编制的董氏后学传《公羊》者诸流表。《董氏经说》篇附董仲舒有关《六经》的注释。由上可见,该书是通过董仲舒的学说而寄寓自己变法等的政治主张及有关的哲学思想。
该书始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后由广州演孔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重刊。戊戌(1897年)、庚子(1900年)两年中均奉旨毁版。一九一七年,出《万木草堂丛书》本。又有一九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康有为全集》本(第二册)等及中华书局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