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壁张氏园亭记 :
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惟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这篇《灵壁张氏园亭记》是苏轼元丰二年(1079)赴湖州太守任途经灵壁时应园亭主人张硕的请求而写的,是一篇准备刻石的比较严肃的文章,不同于即兴而写的随笔式的记游之作。其内容侧重于说明园亭的由来,论述张氏先人建造它的用意。所写园景虽然篇幅不多,却是本文的精华所在。
文章开头说:“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厌倦,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这是一个基本上由整齐而铿锵的四字一顿节奏组成的三十七字长句,蜿蜒而来,显得很有气势。在从京师汴京到灵壁的八百里中,除了浊流而外就是黄尘和苍苍莽莽的陂田,毫无风景可看,这就为张氏之园的出现起了很好的反衬作用。在走完那令人厌倦的八百里之后,步入风景优美的张氏之园,自然顿觉精神一爽,倦意全消。接着运用排比和对偶句式进行园内外景观的描写。园外是“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点染出幽篁深林的繁茂幽深景象。而园内的山水,一是引借汴河而成,一是由远山怪石堆成。所以望园中蒲苇莲芡便有渺远的江湖之景,见椅桐桧柏则有浓郁的山林之气。笔端缭绕着赞赏清旷,企羡隐逸的情感。而接下去所写的“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又写出园中景物不但有山林江湖的清旷之趣,而且还具有京都园景的花草之美、吴蜀建筑的精巧之美。这就体现出张氏园独有的特点,不是虚美之辞,因而进一步即景抒情,表达内心对它的眷爱和赞赏说:“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然后顺笔写出张硕求其为园作记,很自然地过渡到对张氏家世的称述和尽力建园的简介。在这段文字中,着重写经营之久,历时五十余年,其先辈伯仲“日增治之”,用力甚勤,而且颇有匠心,所以“园中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最后又以“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加以总括,将张氏世代苦心经营园景的事迹写深点透。
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以下的一大段议论,是生发出来的,既放开笔墨说大道理,又紧扣张氏先人建园为子孙着想的深远谋虑。所以写的既不空泛,也不拘泥。在这段议论中,反映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准则,要象古之君子那样,在出处之间慎重抉择,一旦决定之后便应不苟于志节言行。仕则必忘其身,致力于国家天下;隐则必忘其君,超然物外,不以天下为怀。可是,在他看来,能蹈其义、赴其节的读书人实在太少了。他们往往是“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出处之事既不能正确对待,自然就难免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而张氏先生建园,谋及子孙,使其居于园中可仕可隐,“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所以恩泽及于后代,仕则为良臣,隐则为节士,这实际上是借推誉张氏先人而抒发其内心的真实情感。
最后一段,写有志于隐居彭城,乐其风土,爱其父老,又可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写得似放似收,不即不离,曲折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