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 :
王士祯
流连虎阜游,宛转山塘路。
石门映回波,英灵此中聚。
满坛松桂阴,落日青枫树。
生傍伍胥潮,死近要离墓。
千秋忠介坟,鬼雄誓相赴。
酹酒拂苍碑,寒鸦自来去。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五人墓在今苏州市山塘街,虎丘东南。墓葬明代义士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等五人。明天启六年(1626),宦官魏忠贤假传圣旨,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激起民愤。苏州人在哭送周顺昌时,不堪强暴,鼓噪而反抗,最后被魏忠贤派缇骑镇压,颜佩韦等五义士蹈死不顾,英勇就义。崇祯元年 (1628),苏州百姓将五人遗骨合葬,墓基即在当年苏州巡抚毛一鹭为献媚魏忠贤而为其建的生祠里。墓碑题刻“五人之碑”四字,是苏州八龄童韩馨所书。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后写的《五人墓碑记》,更为一代散文名篇。墓地迄今仍为苏州名胜之一。清顺治十八年 (1661),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祯从扬州到吴地游览,登虎丘,过五人墓,伫兴有感,发为本诗。
诗开篇四句,交待了五人墓的地理位置: 它傍虎丘,在山塘路边,且有清波映衬着墓地,山塘旧时多积水,唐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为解百姓涉水之苦而筑堤,故山塘路又称白公堤,五人墓位于此,也就有了临水的环境。首二句冠之以“流连”“宛转”,语辞的主体是文字中没有出现的诗人自己,于是乎,这两句就不仅仅起着单纯说明地域的作用了,它实际上已透出了诗人来到此地的情感; 而第四句里“英灵”二字一出,诗人对义士的景仰之情即由前面的宛转转为显豁了。“满坛松桂阴,落日青枫树”是借景抒情之笔,字面上是实写景,着意却是在景物的象征意义上,写“松桂”“青枫”等象征高洁挺秀的树木,以此映衬墓中长眠的五义士,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气节,就像松桂青枫一样,是青翠长久、芬芳永存的。下面的“生傍伍胥潮,死近要离墓”两句在写景中更带有明显的比喻意味。伍胥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他帮助阖闾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后为吴王夫差疏远,吴王赐剑命他自杀。相传子胥死后,吴王将其投之江中,子胥尸首随流扬波,依潮来往,激荡崩岸,称“伍胥潮”。要离也是吴国人,吴王派他到卫国行刺庆忌,为赢得庆忌信任,他请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假装得罪出走。到卫后,要离假意向庆忌献破吴之策,诱使庆忌同舟赴吴,途中刺死庆忌,自己亦伏剑而死 (事均见《吴越春秋》),墓地在阊门内。伍子胥、要离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这两句将五人与之并列,喻示着他们生同古人为一地,死后也将与前人一样永为后人铭记。王士祯的诗歌理论持“神韵”说,其内含之一即在讲求意在言外,含蓄隽永。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佳构虽然多在律诗,在其古诗中也可时见此类笔法,即如上面四句,写景是为抒情,景语情语合而为一,其意蕴就不是干巴巴的文字表层意思了。“千秋忠介坟,鬼雄誓相赴”,上句的“忠介坟”是指周顺昌的墓。明崇祯初,诏谥周顺昌为“忠介”。据《吴县志》载,周顺昌墓在阊门外白莲泾马家墩。诗人流连五人墓本看不到周坟,但这里连类而及,有意以名垂“千秋”来褒扬周顺昌,也是为下句写五人张本。五人生前不过是平民百姓,但他们是为忠介之士呜冤而毅然赴死,他们死后亦应为百鬼之雄杰,并同他人一样可千秋垂名的。句意既赞扬了五人死得荣耀,又暗扣了五人的死因,由此,既使前面景仰之情的表达有了着落,同时唤起了下句的祭墓之举。“苍碑”即五人墓碑,上面镌刻着张溥的名篇 《五人墓碑记》,文章叙述了五人英勇就义的过程。诗人拂拭碑石,感慨万千,酹酒以祭,此时空中寒鸦低呜,尤增添了悲怆的气氛。最后这句“寒鸦自来去”运笔极妙,它既以景语造就了一种吻合祭墓人悲悼心理的意境,令读者在其意境的余韵里回味,使诗本身篇终而余音未绝,可谓富有神韵之笔; 也由寒鸦的自来去反衬出诗人于此的伫立良久,从而在结构上又暗暗与开篇的“流连”“宛转”相照应,由此反映了时年27岁的年轻诗人已经具备的良好创作素质与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