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一 :
落木萧萧吹竹风,纸窗木榻与君同。
白头聋聩无三老,青镜须眉似一翁。
行药每于参礼后,安禅只在墓田中。
永明百卷丹铅约,少待春灯烂熳红。
《病榻消寒杂咏》的,前四十四首作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冬天,后两首作于新岁元旦,钱谦益即在此年的阴历5月24日与世长辞。所以,这一组诗是他撒手人寰前的绝笔,最能体现他垂暮的心境。
在这组系列诗篇的开头,他撰有一段小序,落款是:“腊月廿八日东涧老人戏题”。序中谈到他患气喘病,久卧床榻,深感无聊,因而常常以药汁代墨水,蘸着写诗。以他那老耄衰病之躯,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写出了这么多七律,真不容易,这或许同他晚年愈来愈自觉地从佛学禅理中寻求精神支柱有关。
所谓“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综错运用、待人处世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遭际各有侧重而已,钱谦益自然也不例外。当他居身廊庙时,当然奉儒为圭臬,道、佛只是辅佐。到了晚年,养疴乡里,肩上早卸济世之重负,集中似亦未见 “身为野老已无责,邑有流亡总动心”那样的诗句。这时,他完全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尽量把“如烟往事俱忘却”,做到达人知命,颐养天年。在中国文化史上,佛、道 (或称释、老) 原有相通之处,两者的因缘和合更体现在禅宗的内在体系和外层形式上。所以,在这首消寒诗里,既有“行药”、“丹铅”,也有“参礼”,“安禅”,冶佛、道于一炉。而且所谓“禅”,近代著名佛学家太虚法师曾作过精辟的阐发,他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这里所说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当然也在内。今讲之禅,是指戒、定、慧之 ‘定’,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禅即静虑之意,就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钱谦益所安之“禅”,也就是外延宽广、内涵比较游移的禅。况且他并非真地皈依佛门,更不是像太虚法师那样想探明佛学的奥义,而只不过是为了精神的需要,期求享受 “心无起灭,对境寂然”的闲逸之乐。翻检他的尺牍,可以明显地窥见此种心态。如云:“江村闭户,点注残经,送老白云,与世隔绝。”又云:“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最典型的是他给友人陆敕先的一封信,此信是为慰问对方丧子之痛而写的,他说:“此人生最不堪事,未知足下何以排遣,深为念之。……足下当旷然达观,了知此是积劫穷尘,情结所致,非皈心佛法,无以消荡。大乘经典,如楞严般若,卒难解悟,当先读黄蘖大师语录及寒山、拾得、庞居士诗,此是摆脱悲累第一上妙药物也。”越到衰病缠身的晚年,钱谦益越是把“禅”当作熨帖心灵的一味妙药,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文运用佛教典故特别多。然而,钱氏虽力图达到“不生憎爱,亦无取舍,安静闲恬,虚融澹泊”(禅宗六祖慧能语)的那种境界,但终究未能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烦恼苦闷还是偶有流露。尝有诗云:“牢笼世界莲花里,磨耗生涯贝叶中。”这不是对佛的埋怨,而是对人的埋怨。在一封也是写给陆敕先的信中,更有这样一段牢骚:“一灯半炷,皈向空门,埋头屏足,犹恐被黑风吹倒,尚敢向人前插牙树颊,剖白是非耶！”不过,总的说来,他自己常用以劝人的“旷然达观”,确乎是钱谦益晚年生命之曲的主旋律,直响到最后一息。这首诗,就充满着乐观安详的情绪。此时的他已须眉似雪,既聋且聩,自知行将就木,安禅墓田,但还是兴致盎然地期待着“春灯烂熳红”。接着在翌年元旦又成的一首更是通篇欢欣舒畅:“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于今始觉憨。入眼欢娱应拾取,随身烦恼好辞担。山催柳绿先含翠,水待桃红欲放蓝。看取护花幡旋动,东风数日到江潭。”
以往读周作人的诗时,仿佛看到过钱谦益的影子; 现在,在钱诗的字里行间,似也有着自称“山中老比丘”的周作人的影子在晃动。这两位曾以诗文惊海内、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大知识分子,其出色的才华未能用到适切的地方,我们是厌憎,是冷漠,还是惋惜？ 或者兼而有之,留待读者诸君自己去细细咀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