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讽今辩③

    借古讽今辩 : 曾经有过有一个时期,甚至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好几年,凡是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论是小说也好,戏剧也好,甚至短短一篇故事也好,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加上“借古讽今”的罪名,不是说这是为某某人翻案的,就是说这是为某一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例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硬是被诬陷为影射庐山会议,为彭德怀同志翻案。因此,作者就是别有用心地“借古讽今”,“矛头直指……”、“恶毒攻击……”,罪该万死! 而且凡是称赞过这篇小说的,也都有“同谋犯”之嫌。诸如此类的文字狱,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就连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也是“曾经此苦”的。
是否“借古讽今”,就一定罪该万死呢? 我看也未必。严格地说,不管作者自觉还是不自觉,凡是写历史题材,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总会起点“借古讽今”的作用。不但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故事如此,就连历史书本身也并不例外。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不是编纂过一部《资治通鉴》么? 既名之曰“资治”,就是说要供皇帝治国平天下参考之用。参考什么呢? 无非是想从前代兴衰治乱的史实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说得坦率一点,也就是“借古讽今”。既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还可以“借古讽今”,他不但并没有因此获罪,反而受到宋神宗的赏识,御赐书名为《资治通鉴》。那么,我们今天写历史,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又为什么不可以“借古讽今”呢? 只要讽得恰当,有借鉴作用,有教育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是也挺好么?
当然,所谓“借古讽今”,不是搞影射史学。就以《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为例,作为推崇陶渊明而鄙薄慧远和尚,同情嵇康、向秀而谴责钟会、司马昭,一褒一贬之间,这就自然会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有所讽喻。读者似乎也不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去考证、追究陶渊明、嵇康、向秀是影射什么人? 慧远和尚、钟会、司马昭又是影射什么人? 否则每一个古人在今人当中都有那么一个“影子”,那就未免有点“可怕”了。“四人帮”是挖空心思去搞影射史学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倒不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方说,有人认为历史剧《大风歌》中的吕后指的就是江青,我们不能禁止观众有这样的联想,但是也不必提倡人们去作这样的比拟。
总之,写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故事,甚至写历史书,既然要古为今用,就总免不了有点“借古讽今”的意思。不过,这个“讽”,倒不一定专门去“讽”某一个人,有时是“讽”某一类型的人,有时是“讽”那么一种作风、那么一种行径、那么一种品质、那么一种思想。在这些方面,今人和古人倒是可能有不少相似之处的。记得1956年文痞姚文元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姚蓬子兴冲冲地跑去参加,姚文元为了表示跟他这位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把姚蓬子“干”在一旁,不予理睬,后来姚蓬子只好灰溜溜地退席了。当时就有人深有所感地说:“这真是吴起杀妻求将啊!”^①这倒是很俏皮的“借古讽今”的话。姚文元热衷名利之心不下于吴起。因此故作“大义灭亲”之态,这一点是颇有点相似的。但是他背地里又跟姚蓬子密来密往,俨然是个孝子。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爷爷姚蓬子的家中,又何尝有什么“大义灭亲”的表现。所以这句“借古讽今”的话,也仅仅说对了一半,“求将”是真的,“杀妻”只不过是虚晃一刀罢了。看来这位说俏皮话的仁兄也像大多数“中国之君子”一样,“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②当然,像姚文元那样老奸巨猾的两面派,他的心本来就是十分难测的。光看他明的一套,不看他暗的一套,非受骗上当不可。“借古讽今”之所以很不容易,因为今人的阴谋诡计,往往比之古人还要“巧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