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号入座”③

    “对号入座” : 记得最早接触“对号入座”的故事,还是刚入小学。老师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封建社会十分残暴,一个秀才因为窗外的风吹乱了桌上的书卷,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于是被清朝的官们杀了脑袋……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爷并非全是不懂诗书的草包,——比如极风流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下的诗词大概比李白杜甫的多。诗好诗坏另当别论,但至少不是外行。这位“内行”的“对号入座”有两个典型例子:乾隆四十三年,浙江举人徐述夔作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乾隆以有反清复明之心罪名,将徐满门抄斩,礼部尚书沈德潜写过一首 《咏墨牡丹》,有二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氏死后此诗才被乾隆看到大怒,令开棺锉尸!被斩首和锉尸的两位并非反清义士,徐氏诗中的“明朝”是指明天,沈氏诗中的“异种”是指不是红牡丹的种子;但以此说乾隆没懂其诗,我看也不全对。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这是文艺的正常规律,鲁迅谈《红楼梦》,说才子妓和经学家、道学家、政治家各人有各人的眼光,这段论述十分精辟。因此,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乾隆,他用政治家的眼光去理解诗,并且“对号入座”,以为“明朝”是指朱氏王朝,认为“异种”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均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
但是皇帝爷这种“对号入座”的结果能让人头落地,就在于皇帝有两种一般读者没有的权力,一是“唯一的解释权”;政治家的皇帝看见的皆是政治问题,于是他个人的见解就是政治结论。二是“唯一的专制权”;用杀头的办法来消除其“对号入座”后引起的不满,为了不让皇帝爷“对号入座”,当时的人就说过:“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能碍于天下国家,……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可见“对号入座”是一种有文艺作品以来就有的现象,当然也有免于文字狱的“对号入座”的诗文。歌功颂德的诗文让统治者乐于“对号入座”也! ——这是另一种基调的文艺。
可惜,杂文从它一来到这个世界,在它的生命基因中就不带有这种“基调”。正如世上没有严肃的相声、批判的情书和抒情的数学等等,我们如果热衷于“歌颂性的杂文”即取消了其针砭时事的批判性的本质,那么就像太监不再是某人一样! 杂文是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是没有媚骨的散文。
这个时代仍需要鲁迅式的直面人生和现实的杂文,仍需要以冷嘲热讽的笔锋,指向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指向民族国民性中的的丑陋面。因此一篇杂文写得好不好,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让某些人能够“对号入座”——或是他自己“对号入座”,或是别人替他自己“对号入座”。
尽管有人说我们今天已不是“杂文时代”,把鲁迅笔法划归只能用于敌我矛盾,但建国以来,不少杂文家因为某些人“对号入座”进入他们的杂文,而使这些杂文家知道“杂文时代”尚未结束,其标志就是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并罹难20多年的事实。
民主盛,杂文兴。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欢迎舆论监督的政府,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家丑外扬”,敢于正视自己落后面的民族。近几年我们各种报纸上杂文的繁荣,使我从这些小窗口上的一个侧面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真格的,如果一篇杂文不能让某些人“对号入座”,还算什么好杂文? 如果我们的社会完美得没有阴暗面和腐败现象,改革岂不是庸人自扰么?
让人“对号入座”的杂文如果也该“对号入座”的话,我想:杂文一定和改革坐在一起……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