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sup>①</sup>；③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①； : 太上,下知有之^①;其次^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③。
悠兮其贵言^④。功成事遂^⑤,百姓皆谓:“我自然。”^⑥
〔注释〕　① 太上: 指最好的世代君主。下: 民众、百姓。之: 代词,代人君、统治者。以下三个“之”均作同解。 ② 其次: 等而下之。 ③ 焉: 于是。 ④ 贵言: 不轻易说话;可引申为君主、统治者说话慎重、而不轻易发号施令。 ⑤ 遂: 成。 ⑥ 我: 老百姓自称。
〔鉴赏〕　本章老子阐述他的社会政治观。老子将世代君主——统治者按等级排列为四等,指出最下等的统治者失信于民众,所以民众不信任顺从他;老子强调的最上等的统治者为: 尽管有功于广大民众,但不需要民众一天到晚颂扬他;政府只是一种服务民众的工具,民众丝毫感觉不到权力机构对他的影响、逼迫。
具体而言,老子在本章中将社会统治好坏分为四等,如按时间过程排列就会出现如唐陆希声解释的那样:“太古有德之君,无为无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既下衰,仁义为治,天下被其仁,故亲之,怀其义,故誉之;及仁义不足以治其治,则以刑法为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则以权谲为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诚信递降,故渐有不信。”(《道德真经传》)
但这种等而下之的社会统治不仅仅表现在时间发展过程中,它还有可能同时并存在生于衰世的老子(或庄子)这个空间世界里——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里,不管老子的社会政治观就时间过程来说,还是就空间范围来讲,老子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与他的“道”体一致的社会政治观,即“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则亲誉、畏侮之心不生于世矣”(陆希声《道德真经传》)。然而,老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却是相反的,所以特写下本章内容。
按老子看来,“以权谲为事”,必不讲信用,于是民众也必不相信他。对此庄子接老子之余绪具体说道:“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不但导致“俗惑于辩”,而且还使“天下每每大乱”(《庄子·胠箧》)。这样的社会统治,被老庄认为是最次等的。
比“以权谲为事”稍好些的是“以刑法为政”;它是“仁义不足以治”的产物,但老子认为这种为政统治手段只能使民众畏惧,同样是次等的。庄子则更具体地阐发这一思想,认为刑法杀伐规范严峻就如同对马烧剔刻雒一样,导致结果是“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庄子·在宥》)。这样的社会怎不使人畏惧?而且“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庄子·天地》)。
比“以刑法为政”稍好些的是“仁义为治”;但这种“仁义为治”是“德既下衰”的产物,所以比起“太上”来说还是次一等的。人们尽管对它亲之、颂之、扬之,感恩戴德,但这恰恰说明它的虚伪性(也表现出人格上的不平等)。所以,相传老子对孔子、士成绮等人的开导,都是要他们退仁义、废礼乐(见《庄子·天道》),认为“仁义,先王之蘧庐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见《庄子·天运》)。而庄子也极力贬斥“仁义为治”,说:“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这岂不是“以仁义易其性”(《庄子·骈拇》)?
于是,剩下来的就是最好的“太上”之治了,据《庄子》转引老子的话(也可能是庄子自己的意思)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庄子进一步解释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庄子·天地》)。所以河上公认定本章是“淳风章”,也被老子自己总结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 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