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论读书有疑是智慧之门③

    杨逵论读书有疑是智慧之门 : 杨逵(1905—1985)原名杨贵,台南新化人。台湾作家,10岁刚过即喜读文艺书籍。青年时代曾到日本东京攻读文学、哲学,并读了许多关于思维方法的书。1927年放弃学业,回台湾参加抗日的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唯一直接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家。曾多次身陷囹圄。1945年台湾光复后,又以在“二 ·二八” 事件中草拟 《和平宣言》而被捕判刑。提倡改造社会,服务人生,为人类进步事业创作。作品多写实,文风淳厚。曾创办《一阳周报》,主编 《力行报》副刊、《台湾文学》丛刊等。有 《羊头集》、《杨逵作品选集》等。素有 “用锄头在大地上耕耘的作家”之称。“他一方面开垦荒地,植树种花,过着清贫刻苦、自甘淡泊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始终写作不辍,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使命感和奋斗精神倾吐在纸上,让更多的人受到鼓舞,汲取力量。”(《杨逵作品选集》 编后记) 1957年在台湾《新生月刊》5月号上发表题为《智慧之门将要开了》的致其孩子的信,提出“怀疑是智慧之门,它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无论哪一个发明与创作都是由怀疑出发” 的观点。他说: “……你说,你越读得多,越听得多,越糊涂了;这是智慧之门将要开的信号,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做学问的,不该怕问题的繁多。碰到问题才是到达智慧之门的信号。只要不畏难、不退缩,智慧之门将会给你打开的。……性急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求真理”,他还指出,“……智慧之门将要开了。可是,人家不会替你打开的,一定要你自己努力,用功来把它打开。可以用的敲门砖是科学的方法、丰富的知识与严密仔细、继续不断的观察和思索。没有道理的幻想,是越想越糊涂的,那是与智慧之门背道而驰的。”　　施蛰存论在图书馆借读的缺憾施蛰存早年曾就一位曾做过初中教师的师范学院女生对图书馆 “借书限量”的抱怨,撰写 《关于图书馆》一文,讨论在公众图书馆借书读书的缺憾。他首先从个人读书经验出发,认为曾经使其发生兴趣并获益的书,“几乎是没有一本是我蓄意要去找来看的”,因此 “翻目录卡借书”便成为了“一种失败多于成功的冒险”。因为 “十个好的书名,常常不能代表九本好书”,“有许多书,只需一翻开卷首的叙或目录来,你就可以决定它不是你所愿意看的”。其次他认为“借书限制册数,也同样是一个苦痛”。他说:“有些书果然是应当从第一册第一章看起,但大多数的书似乎不必这样系统地阅读”,况且有时候常常 “不过是借一本他所知道的,能够从此中获得其研究或参考资料的书而已,当他借到了他所需要的书,他所需要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章、一节或一句。而决不是全部”。最后他还批评图书馆阅览室缺乏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他指出:“一个理想的阅览室的布置,应该恰如一间会客室兼燕居室一样。有沙发,也有圈椅;有圆桌,也有茶几。谁愿意排班似地正襟危坐着看书呢?让我们可以自由坐倚,让我们可以抽烟喝茶,让我们可随时掩卷,绕着一个桌子踱几步,甚至让我们可以和同来的朋友或不相识的同志谈几句天。当我们要从书中抄录一点甚么的话,让我们有一个供应着文具的写字桌,象银行或邮局的那个一样。这样的要求并不太奢,为甚么没有一个图书馆愿意试一试呢?”　　参见 施蛰存北山楼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