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艺术③

    中国现代建筑艺术 : 泛指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的建筑艺术及其风格。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建筑形式是以高度成熟的木构架体系为主体的多民族建筑体系,具有独特的、程式化的建筑风格。除早期教堂、圆明园西洋楼等个别西式建筑外,中国建筑一直处于与西方建筑完全隔膜的状态。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建筑类型和近代建筑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建筑逐渐形成了新旧建筑体系并存、中西建筑风格交汇及其相互渗透、融合的状态。1840～1949年间,传统的建筑体系在数量上仍然占着明显优势,特别是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建筑材料和营建方式变化甚微。但在各大城市、沿海沿江租界和开放口岸,许多娱乐业、服务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建筑,普遍突破了传统的建筑格局,显示出建筑体系的脱胎变革和中西建筑的交叉渗透,广泛影响着城市的风格面貌。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近代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着的建筑体系,体现了近代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主流。这种新建筑体系的风格面貌明显地分为两大支流:
一是外来建筑形式,主要是西洋式。包括外国教堂、领事馆、外国侨民开办的银行、洋行、商店、娱乐设施以及外国建筑师为清末新政、立宪、咨议活动设计的西式建筑,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中国建筑师也设计了许多这类建筑。在多国占领的租界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混杂着欧美各国当时流行的各种建筑式样和风格,城市面貌比较紊杂;一国占领的租界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建筑风格比较统一,城市面貌亦较谐调。早期的外来建筑形式,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以折衷主义为主流,其主要表现是在不同类型建筑中分别采用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样,或在同一建筑上自由混合各种式样。20年代末到30年代,欧美各国进入现代建筑(功能主义建筑)活跃期,中国近代建筑也开始向现代建筑转变,上海华懋饭店、北平清华大学化学馆等,反映了它的早期转换趋势;上海百老汇大厦、天津中原公司等,反映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而上海国际饭店、大连火车站、南京馥记大厦等,则已是比较地道的西方现代建筑了。
二是中西结合的新民族形式。19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了中西结合形式的雏形。最初有两类:一类是早期的新功能、旧形式建筑,如上海早期江海关(1857)和江南制造局机械厂,功能是近代的,形式是传统的庙宇、衙署形。另一类是中国式教会建筑,如上海浦东教堂、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等,按新功能设计平面而沿用当地建筑形式。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新民族形式建筑活动进入高潮。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政策,并制订了《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等,对建筑风格都指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当时的中国建筑师中学院派设计思想占着主导地位,他们很自然地便把运用中国民族形式当作当时正流行的折衷主义的一种式样来创作,甚至一些外国建筑师也加入了这一设计行列。于是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涌现出许多不同式样的新民族形式建筑。从单体造型看,这批建筑主要分为:①复古式建筑,如南京中央博物院、南京中山陵藏经楼等,从整幢体量到细部装饰,全部模仿定型的古建筑法式;②古典式建筑,如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博物馆、武汉大学等,总的体形服从新功能要求,突破古建法式,但保持大屋顶传统的造型元件和较严格的构图比例,此类数量较多,是当时民族形式创作的主流;③折衷式建筑,如北平交通银行(1930)、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1932)、上海中国银行大厦(1936)等,均是古典式建筑的进一步简化,取消了大屋顶和油饰彩画,只在新建筑体量上适当设置一些经过简化的古建筑构件作为装饰,起符号作用。这类建筑较好地体现了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是民族形式创作探索的重要进展。但在数量上、规模上、类型上、地区分布上、现代化的水平上,全部突破近代时期的局限,形成以功能为主导的、兼容的、多元的中华民族全新的建筑体系和风格,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参见“现代建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