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③

    唐代古文运动 : 中唐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和领导的,一次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古文”是韩愈提出与“俗下文字”,即当时流行的“骈文”相对的概念,与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隶事和音韵不同,它强调散行单句、不拘声律对偶,在文体上主张恢复到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它为“古文”。韩、柳以此反对六朝以来浮艳的文风,“韩门弟子”彼此呼应,从事古文的宣传和创作,从贞元到元和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文章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出现“文的自觉”以后,先秦两汉那种自由质朴的文章逐渐为典丽的骈文所取代。散文作者自觉地对文章形式美的追求,本来是散文发展的一种进步,但到后来过于讲究排偶音韵和词藻典故,严重影响了骈文反映现实和表情达意的功能。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不断丰富的情感,越来越向骈文提出了挑战。西魏苏绰仿《尚书》作《大诰》就是文章改新的一个信号,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颜氏家训·文章篇》)。但这些文体改革的实践和呼声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初唐一方面沿袭六朝骈俪的余风,一方面又出现了变革文体的强烈要求。王勃、杨炯等对当时的文风深致不满,陈子昂在主张诗歌革新的同时,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促进作用。天宝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文体改革的思潮又进一步高涨起来。这些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的文学理论已十分接近后来韩、柳的观点,尽管他们的文章还没完全摆脱骈文的积习,但在写作实践上已逐渐趋向散体化。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韩柳倡导和领导的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唐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为古文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古文运动是借助儒学复兴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儒学复兴又是中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中央政权的统治实力大为削弱,藩镇割据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同时又面临着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的侵扰,佛、道两教日益炽盛,僧尼、道士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同唐王朝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如上所说的国势日蹙,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又慢慢复苏。贞元二十年相对太平的局面,为中唐社会的中兴带来了一线生机。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人们对儒家“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信念的怀疑和动摇,就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瓦解,意味着大唐帝国统治的崩溃,在当时也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的统一。儒学复兴就是适应这种形势而兴起的。希望唐王朝在政治上只此一家,就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古今一脉。
韩愈文道合一的理论体现了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深刻联系。片面讲究形式美的骈文不能完成复兴儒学的任务,这就迫使推崇儒学的文人们进行文体革新。韩愈总是把写古文和崇古道结合在一起:“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道是为文的目的,文是传道的手段,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道是文的内容,文是道的形式。不过,韩、柳对“道”的内涵的阐释存在着分歧。韩愈的“道”主要指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统,柳宗元则认为应“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的“道”虽然不排斥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但它的核心是有利于民与国,他赋予“道”以更强的社会实践品格。但是,不管对“道”作什么样的阐释,把“文”仅仅归结为传“道”的工具,古文运动领袖们理论上的偏颇,明显地给这次运动带来了局限。晚唐杜牧用“文以意为主”来补救“文以明道”的空疏迂腐之弊(《答庄充书》),李商隐的“直笔为文,不取经史”(《上崔华州书》),更是对“文以明道”的激烈反叛。晚唐五代骈文卷土重来的原因虽然不是单方面的,但无疑与古文运动自身的弱点有关。文体改革的理论才是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韩愈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为新型古文树立了标准:一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要求语言新颖独创;一是“文从字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语言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这两方面应该相辅相成:语言新颖生动而又不违背语言规则。柳宗元关于文章的继承与革新,关于文章写作的态度、技巧等都有相当精到的论述。在古文创作方面,除韩愈、柳宗元外,李翱、皇浦湜、刘禹锡、吕温、樊宗师、沈亚之等,都是这次运动中的骨干作家。
唐代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结束骈文的长期统治地位,并为封建社会后期散文的发展树立了样板和指明了方向。韩柳是司马迁后最杰出的散文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他们身后历代散文家效法的典范。北宋的古文运动是唐古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自不必说,明代归有光等的散文和清代桐城派的散文,也无不是韩柳开辟的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