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论 : 廖燕撰。见《二十七松堂集》卷一。这是廖燕史论文章中一杰作,灼识精见,奇论醒人。当时已得“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赞赏备至,称其“绝世奇谈,发前人所未发”,并说:“柴舟议论,佳者甚多,当推此篇为第一。”
文章下笔即有奇语:“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两句话揭出了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民聪明智慧二者势不两立的根本冲突。社会要进步,理应发展人民的智慧,但要维护封建专制,使天下万民“听治于一人”,维一的办法就只有泯灭人民的智慧,施愚民术以安天下。他接着反思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熟语,指出“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杰卓越之材,使其有才而不得展,则必溃烈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惟圣人知其然而惟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指出封建社会的上述基本特性后,作者进入本题,把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始皇焚书进行比较,认为各自目的都是“欲愚天下之心”,“特明巧而秦拙耳”。秦始皇得天下欲传万世子孙,遂焚书以绝智慧之源,手段可谓极端,却“不数年天下已亡”,反传万世“恶名”。原来他只知道诗书可智天下,而不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诗书既可启发聪明才辨。亦可消耗聪明才辨。明太祖以制义取士,“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朱元璋以爵禄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规定的几本书里耗尽智慧和聪明,消磨青春和生命,极少数幸运者即或偶涉他书,却已“志得意满,无复他及”,更多的“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久而久之,天下渐无人议论朝廷政令,进而议政之能力与议政之欲念也一起消磨殆尽了,于是天下大治,“皆安心而听治于一人”,这就是为朱元璋所深知而善用的“诗书之愚天下更甚”的道理。只可怜天下读书人愚于此法,“日腐其心”而不自知,廖燕将之与秦皇焚书一比,统治者的卑劣用心顿时暴露无遗。此文不啻一声惊雷,震醒了多少寒窗苦读的儒生们的好梦。此文以奇论取胜,如魏礼所言:“此论有五奇: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一奇也;以制义取士与焚书无异,二奇也;诗书能愚天下,三奇也;非诗书能教人智,实人之智可为诗书,四奇也;心中之诗书更简捷易用,五奇也”,因此堪称“绝世奇谈”。其实此文立论虽奇,却推论详密,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真正可叹的是仍然生活在专制暴政下的散文家,敢于揭穿统治者秘密、撕开黑幕以唤醒愚民的雄奇胆略,从这个角度看,此文具有进步的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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