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季子论文书 : 包世臣撰。载《艺舟双楫》卷一。信中讨论了文章中的道与法问题。作者认为,文章最难者莫过于“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而它们又都是与“明道”互为依存的,主张“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也”。并对韩、柳以来古文家离开具体事物“门面言道”的通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确反对归有光等人古文皆染时文的陋习。这种提法就比桐城派所标榜的道统仅限于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要广泛得多,是对桐城派所谓“道”的偏狭的有力批判,扩展了古文明道的范围。
对于法的问题,他认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所谓法者,精而至博,严而至通”。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神明变化之法,反对模拟抄袭和脱离作品的实际内容而去追求那种“退之尚异之旨”。他主张文章不应固守陈法,必须以作品内容的实际需要为指归。从《再与杨季子书》中可以看出,他所反对的法,正好是归有光、方苞的相承之法。包氏由文及道,由道及法,最后斥责“文道合一”为“陋习”。由于包世臣能留心经世之学,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所以能谈出很多极中肯的意见,与同时的古文家和经学家的旨趣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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