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流浪汉” : 梁遇春撰。见《春醪集》(北新书局1930.3)。作者由以前在人生观论战中偏作《人死观》谈起,言明此番著文亦专谈那与“君子”正相反的“流浪汉”。先讲两者的区分及其字义的演化,继而引述美国19世纪末叶诗人兼小品文作家斯密士对流浪汉的颂扬,举出英国红衣主教纽门著文对君子定义的解释,在分析比较中进一步阐述流浪汉的身份、气质、观点、精神。他认为流浪汉虽是“毫无恒产、四处飘零的穷光蛋”,但能够“随遇而安,无忧无虑,为人慷慨,做事痛快”,不知盘算自己的生活也不去算计别人,行为糊涂而心肠挺好;流浪汉带着孩子般的天真,脑子里有不少奇怪的幻想,只知放手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因而具有豪爽英迈,勇往直前的劲头,具有男性的健全的气质。他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不计得失,不论是非的英气,总可以使这麻木的世界呈现些须生气”。而君子固然拥有财产,丰衣足食,待人态度温和,只知将就对方,却只能赢得“死国的和平”。文中不断地引进中外名人、哲学家的精彩言论和诗人的杰作,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等,反复赞扬流浪汉的“弄潮”精神和阔大无羁的风貌品格,及其对于人类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贡献。篇末提出要学卢骚的高呼“返于自然”,并点明题旨:“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作者对流浪汉气质精神的赞扬和对其作用的理解发挥并非无懈可击,但他阐述论证观点的文风笔力却有惊人之处。他以渊博的学识和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本,放笔纵谈,文思泉涌,论辩机敏,层出不穷,显示了炫人耳目的文学才华及奔放无羁的文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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