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全集 : 中国现代诗文集。郭沫若(见“女神”)著。共38卷,分为《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3部分,各编卷序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文学编》收入作者文学方面的著作,编为20卷,包括:诗歌(第1、2、3、4、5卷),戏剧(第6、7、8卷),小说、散文(第9、10卷),自传(第11、12、13、14卷),文艺论著(第15、16、17卷),杂文(第18、19、20卷)。
郭沫若生前共出版诗集13本,分别为:《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战声》、《蜩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潮汐集》、《沫若诗词选》,其中除《星空》诗文并收,《沫若诗词选》为旧体诗词外,其余全部为新诗集。郭沫若的新诗,随创作时间和背景的不同,在风格上有所变化。《女神》创作于“五四”高潮期,因而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呐喊,洋溢着一种狂飙突进时代精神。《星空》主要收作者1921年冬到1922年的诗作,反映了“五四”退潮以后的微波与沉寂,政治热情明显地减弱,多为表现个人的苦闷与感伤之作。1923年至1924年间,诗人表现出一种试图追回“五四”高潮期的英雄格调的意向,重新创作的一批富有革命色彩的诗作,但是由于时代氛围的变化,这些诗作大部分显得底气不足,因而流于空泛和无力。这便是收在《前茅》中的作品。1928年初,在经历了几年的实际革命运动后,病中草就诗集《恢复》,当时,诗人虽然处于被通缉之中,但是诗中的忧郁和感伤情绪却明显的减少了;同时,与前几本诗集相比,诗人更多地用冷隽的写实,替代了驰骋幻想的主观抒发。这是诗人创作中的新尝试,只是这尝试并不很成功。写实,并非郭沫若之所长。这时期也有写得好的诗集,那就是《瓶》。这是一本爱情诗集,主要表现诗人的恋情,这些诗大多技巧圆熟,风格委婉清新。《战声》以后的诗集,大多是诗人在参予左翼文艺领导工作的同时创作的,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较明显地体现了服务于政治需要。
全集的戏剧创作,以历史剧为主。1926年出版的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收入他早期创作的3部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这3部历史剧的主人公都是中国古代妇女,作者通过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王昭君“出嫁不必从夫”的背叛王权和夫权以及聂嫈的爱国行为的肯定,塑造了3位具有叛逆性格的古代妇女形象,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的时代潮流,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真正代表郭沫若戏剧创作最高成就的,是他1941年至1945年创作和改写的《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棠棣之花》等6部历史剧。《屈原》写于1942年1月,剧中着力刻画了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遭诬受辱而始终坚守节操,不屈不挠,为真理斗到尽头的形象,同时抨击了南后等人的卖国行径。《虎符》写于1942年2月,该剧借战国时期“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故事,歌颂了信陵君和如姬为合纵抗秦,不惜生命的英雄事迹。《高渐离》原名《筑》,写于1942年6月,取材于高渐离以筑投击秦始皇,为好友荆轲报仇的故事,歌颂了高渐离除暴安良、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孔雀胆》作于1942年9月,写的是元末云南蒙人首领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和汉人大理总管段功相爱的一出悲剧。段功因于梁国有功,被招为驸马,授于参政大权,引起了丞相车力特穆尔的嫉妒和仇视。他一面诬陷段功有野心,一面密令阿盖用孔雀胆毒害段功,阿盖正直善良,忠贞刚烈,段功忠厚仁慈但一味忍让,终于为车力特穆尔所害。《南冠草》脱稿于1943年3月,热情歌颂了明末少年诗人夏完淳在反清复明斗争中坚贞不屈、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和战斗精神,同时痛斥了汉奸卖国贼洪承畴的滔天罪恶和无耻行径。《棠棣之花》系根据作者1925年所写的两幕历史剧《聂嫈》改编而成,剧本借用《诗经》中《棠棣》篇“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诗意来歌颂聂嫈姐弟相依为命、共同抗暴的战斗情谊和崇高品质。这6部历史剧均作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晚期,在主题上有借古喻今,呼吁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抗战到底的。同时,在这6部剧作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爱国人物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将他们塑造成了悲壮慷慨、感人至深的形象,起到了鼓舞民众,坚决驱逐日寇的作用。除以上6部剧作外,1959年和1960年还先后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在这两部剧作中,郭沫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了蔡文姬、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形象,试图通过戏剧来表达他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个历史人物的新评价。1963年,郭沫若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成就不如诗歌和戏剧,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散文史上仍有相当的地位,如他写于1919年的小说《牧羊哀话》,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主题,且风格不同于同时期的鲁迅小说,具有独特的价值。他的几部自传,亦写得独具特色,记录了时代大潮中作者的成长过程,为读者所喜爱。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雄鸡集》、《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几部理论著作中。在艺术方法上,他更多地倾向激情奔放的浪漫主义;在内容上,他主张文艺应该配合时代,体现时代精神,但在早期主要通过个人精神和独立品格的弘扬来反映时代精神,中晚期则越来越趋向于革命文艺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同。
郭沫若一生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堪称独步。他的著作,读者广泛,研究者众多,今人有“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等专门组织和刊物,可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