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梨华

於梨华 : 女作家。浙江镇海县人,生于上海。抗日战争前,因父亲职务的关系,举家迁到福建省。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开始了漫长的流浪迁移的生活,最后在四川成都定居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合家先回到上海,然后回到乡下居住。1948年父亲赴台湾,第二年於梨华才到台湾并转学到台中女中就读; 1949年於梨华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转到历史系。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同年9月赴美。1954年她进入美国洛杉机的加州大学攻读新闻系。这期间她写了一篇英文小说《扬子江头几多愁》,获得了美国米高梅征文首奖,引起了普遍的注意。1956年她得硕士学位,同年和一位物理系教授孙至锐结婚,婚后先后住在美国普林斯登、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 1965年迁居纽约市昆士区,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巴分校任中国文学(其中包括英译中国文学选讲,英译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报章杂志选)、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程,并从事创作,1977——1978年任该校中文研究部主任。於梨华留美时期,曾经有一段相当艰辛和寂寞的日子。她描绘这段生活时说: “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象颗剥掉糖衣的药丸,苦而涩,但治愈了我不少病症。”於梨华这段艰苦寂寞的留美生活,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在她的名著《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对留美生活的辛酸体验和感受。作者于1975年第一次回国旅行探亲,回去后,写了《新中国的女性》等7篇作品先后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上发表。1977年和1979年又两次回国。在祖国观光后回到美国,她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等院校巡回作专题报告。在读台中女子中学时,作者就酷爱文学,写过一篇评论沈从文的《边城》的文章。1949年在台湾大学就读时,她对写作产生很大的兴趣,发表了《苦难中的成长》和《鞋的忧喜》等作品。1953年9月出国成家,数年缀作,直至196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后,继续不断有作品发表于报章杂志上。1962年前她大多用英文写稿,后改用中文写稿。於梨华认为: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尽最大的能力把他最熟悉的事物及感受最深的事,好好地写出来。”她以此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作者写作异常刻苦勤奋,正如夏志清所说: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求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作者把写作看作是她的生活需要,她常说写作对于她“正如香烟对于一个有严重烟瘾的人一样,写时痛苦,不写时更痛苦。”作者在艰苦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於梨华先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有: 《梦回青河》 (1963年皇冠出版社) 、《变》 (1965年文星书店)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1967年皇冠出版社)、《焰》(1969年皇冠出版社) 、《考验》(1974年大地出版社) 、《傅家的儿女们》 (1975年写了一半回国,回美后写成) 。中篇小说有: 《也是秋天》 (1964年文星书店) 、《三人行》 (1979年香港 《七十年代》连载) 。短篇小说集有: 《归》 (1963年文星书店) 、《雪地上的星星》 (1966年皇冠出版社) 、《白驹集》(1969年仙人掌出版社) 、《会场现形记》 (1972年志文出版社) 。1977年由香港 《七十年代》杂志结集出版的 《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是於梨华1975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后回美国写成的。此外,还写了 《一个夏天的收获》、《谁在西双版纳》。1980年,为了庆祝於梨华创作20周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於梨华作品集》,展出了作者14部作品。作品由钱钟书先生题字,杨振宁先生作序。於梨华的作品格调朴实无华,真实自然,作者擅长于白描手法,更富有女性作家清新、细腻、逼真的特点。她的作品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明快、富于戏剧性,引人入胜,因此被夏志清先生誉之为 “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台湾留美学生爱情的烦恼,家庭的矛盾,学业上的问题,工作上的挫折,以及由于远离祖国而产生的寂寞和乡愁,常常是她的作品的主题。《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是作者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也是作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这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台湾留美学生的生活和苦闷矛盾的心理,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时代性,因而成了台湾、香港和海外青年中很流行的一本书。在台湾各大学它被列为当代文学的教材和留学生出国前的必读书。於梨华是一位勤勉上进的作家,这几年来她不断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突破。这种突破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突破留学生生活的题材,创作了揭露美国社会黑暗的《儒林外史》式的 《会场现形记》和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故乡反封建斗争的 《柳家庄上》; 另一是突破自己的创作思想,把过去作品中的人物因远离祖国而产生的感伤情绪,变成投入祖国怀抱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行动,如《傅家的儿女们》。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杨振宁先生在《於梨华作品集》序中说: “我喜欢看她的书,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我欣赏她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状况的细致的观察。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语法和句法,大胆地创造出既清畅可读又相当严谨的一种白话文风格。”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在《会场现形记》序中也说: “她在下笔之际常带一股豪气,和一种身在海外心存故国的充沛的民族感情。在女作家之中,她是少数能免于脂粉气和闺怨腔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