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片”

    “政治片” : “政治片”这个词先是在西方电影艺术学中,尔后在世界电影艺术学中得到广泛应用,这是在60年代中叶—70年代初这段时期。
“政治片”运动最初出现在法国。1966年上映了A.雷乃的影片《战争结束了》,该片主要内容是关于一个西班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到巴黎引起的政治争论。1967年,一大批导演和摄影师(马赛尔,戈达尔等)拍摄了反映贝桑松市群众罢工事件的影片。同年又拍摄了带有故事情节的纪录片《远离越南的地方》,矛头指向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在1968年5—6月巴黎大学生闹学潮期间,拍摄了许多半业余性质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在这一时期,法国出现了几个纯粹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斗争为宗旨的电影工作者联合会。
在意大利、联邦德国和某些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组织了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美国一些“地下电影”作品也带有某种政治色彩。
人们日益注意那些对资产阶级社会现状和未来持批评观点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注意那些反映民族解放斗争、反战示威、罢工、学潮、种族冲突的影片,以至一些资产阶级电影事业家也不得不生产各种“政治片”。
在意大利,进步的政治电影的影响最大,它们产生于50—60年代期间带有新现实主义传统的社会影片基础之上。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反映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影片,如《阿尔及尔之战》(1966),《马太伊案件》(1972)等等。瑞典的《乔·希尔》(1971)、法国的《卡米扎尔》(1972)、英国的《温斯坦利》(1975)、美国的《奴隶们》(1969)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它们的特点是对过去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事件进行社会分析。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提醒人们注意新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危险的影片,如意大利影片《我们需要上校》(1973)、《高贵者的尸体》(1976)、《我害怕》(1977)等,联邦德国影片《强大的费迪南》(1975);西班牙影片《一月中的七天》(1979)。西方有些政治影片还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在银幕上出现的反映青年运动的影片就更为复杂和矛盾。一些影片如《假如……》(1968,英国)、《秋天的德国》(1978,联邦德国》等涉及年轻一代搞暴乱的问题。法国影片《中国女人》(1967)、意大利影片《衣袋中的拳头》(1965)、《中国是近邻》(1967),瑞典影片《我富有好奇心》(1968)等,则反映了西方部分青年的极端主义情绪。
“政治片”中也有反动的和反共的。在西方,一种反映法西斯主义变态心理的影片也很流行,如《夜间守门人》(1974,意大利)、《拉扎布·留辛》(1974,法国),《德国的希特勒影片》(1978,联邦德国)等。
60—70年代,在西方的银幕上占压倒优势的是政治侦探片,其中最普遍的题材是政治谋杀,如法国的《Z》(1969)、《谋杀》(1972),美国的《视差》(1974)等等。
苏联的政治片始于革命胜利初期的宣传影片。拍政治影片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一代新人。苏联著名的政治片有:《夏伯阳》、《伟大的公民》、《政府委员》、《青年近卫军》等。60—80年代政治片的特点是直接地阐释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影片《普通的法西斯》、《解放》和纪录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实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动力问题提出了马列主义的看法,以驳斥各种歪曲历史的人。还有一些反映迫切现实问题的影片,如《奖金》、《我请求发言》、《大地之子》、《面包的味道》等。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工作者也拍摄了反映革命斗争历史、反法西斯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片。
资本主义国家早在默片时期就拍摄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片,特别是20—30年代的无声宣传影片。30年代的一些法国影片(特别是《生活属于我们》)鲜明地体现了民主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活跃起来,这对电影艺术也有很大影响。50年代初,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冷战”状态,因而西方政治片主要是反动的和反共的。60年代中叶以来,尽管有阻力,但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影片还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沿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轨道顺利地发展起来。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