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第一阶段 : 影响电影的标志是发生了以下一系列事件:1932年杂志《我们的电影》创刊发行;同年布努艾尔摄制了一部再现西班牙一个最贫困地区生活的纪录片;1933年电影协会成立。1936—1939年的国内战争在故事片《夜间的篝火》(1937)、《我们就要胜利了》(1938)、《希望的霞光》(1938)、《僻静的郊外》(1937)、《搜集歌曲》(1937)及一些纪录片中得到真实再现。
佛朗哥将军上台后,对影片实行严格的审查,因此商业片充斥电影银幕。40—50年代西班牙电影的主要形式是音乐喜剧片和西班牙——意大利式的西部片。然而50年代中也出现有其他倾向的影片,这一时期,曾在1947年成立的电影研究实验学院就读过的年轻一代充实到西班牙电影队伍中来。西班牙人开始接触到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1952年在一所大学放映了《战舰波将金号》一片。与佛朗哥思想体系相对垒的影片有表现农民艰苦生活的《犁沟》(1951)和《这幸福的一对》(1951)。讽刺喜剧片《马歇尔,欢迎你》(1952)在国外赢得赞誉。到了60年代很多年轻导演以他们的短故事片和纪录片在影坛上崭露头角。曾在西班牙工作过的费雷里的影片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如:《住宅》(1957)、《小伙子们》(1959)以及用严酷现实主义手法拍成并带有“黑色幽默”成分的《四轮马车》(1960)。费雷里还曾帮助后来成为西班牙电影的主要编剧、天才阿斯孔确立了地位。由布努艾尔导演的反映西班牙社会中精神生活的影片《比丽迪亚娜》(1961)是民族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直至1975年长期受佛朗哥审查机关禁演)。年轻导演绍拉等在马德里领导了“西班牙新电影”运动,与此同时产生了巴塞罗那学派,代表作是《法塔,莫尔加纳》(1965)探索新的电影语言是这一学派的宗旨。但只经过初步尝试这一学派便解体了。“西班牙新电影”的代表者们坚持艺术与现实紧密结合,拍出了《从玫瑰色到黄色》(1963)、《美好的爱情》(1963)、《杜拉姨妈》(1964)、《给贝尔泰的九封信》(1964)这些耐人寻味的影片。但是由于他们受到新现实主义后期日常生活描写的局限,因此未能彻底完成既定任务,多数导演只拍了一两部影片便去搞传统商业片。有些人甚至告别了影坛。只有绍拉在《流浪汉》一片获得成功后仍继续自己的创作,并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确立了主要导演的地位。他在《狩猎》(1965)、《冰镇薄荷汁》(1967)、《怡乐园》(1970)、《安娜和狼》(1972)、《安赫丽卡的表妹》(1973)这些影片中运用比喻和象征的语言反映佛朗哥主义对生活各方面产生的有害影响。努力深入西班牙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是绍拉的创作特点,如影片《喂喂乌鸦》(1975)、《埃利萨,我的宝贝》(1977)。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促进了民族电影的繁荣,推动了一些进步导演争取拍摄严肃问题片所作的斗争。直接真实地反映国内战争和佛朗哥统治时期事件的影片有:《种族、佛朗哥精神》、《战后时代的歌》(1971,1976年上演)、《可爱的刽子手》(1976)、《36年的长假》(1976)、《往昔的回忆》(1978)。1977年由于审查制度的废除出现了一批社会政治色彩更为强烈的影片:《黑压压的一群》(1977)、《一月的七天》(1979)。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绍拉的影片《死在眼前》(1978)、《快点、快点…》(1980)和米罗的影片《昆卡的罪行》(1981)中得到揭示。在贝尔兰加的《国民财产》(1981)和桑切斯的《淡水鲑》(1977)等讽刺喜剧片中具有尖锐批评的倾象。70年代后期区域性电影有了发展,如影片《被焚烧的城市》(1975)。
西班牙定期举办国际电影节和电影周,并设有民族影片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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