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 :
海上画派的出现与上海近代以后的历史巨变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向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大门。中国富商及文化艺术界人士也纷纷集合于此，上海迅速成为远东商业中心和文化重镇。据《海上墨林》《寒松阁谈艺琐录》等书记载，近代上海画坛云集画家600余人，并出现了有别于文人雅集的美术社团，如萍花书画会、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海上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便于信息交流、切磋艺术和将书画推向市场。画家们也适应新兴市民文化需求，在传统基础上别创新法，或吸收域外艺术，或借鉴民间艺术，或参酌金石、融入碑学，形成了不同于皇家院体的自由新风。
自上海开埠至中华民国初年，海上画家群英辈出。19世纪中期，任熊、张熊、朱熊并称“沪上三熊”，又有胡公寿、钱慧安等名家，赵之谦对海派颇有影响；19世纪后期，任薰、任颐（伯年）、虚谷、吴友如、庸华等影响最大；20世纪前期，以吴昌硕为领袖，又有吴石仙、倪田、陆恢、王一亭等可代表。
海派绘画从总体上呈现出商业性、趋新性、开放性和适应市民需求、雅俗兼顾的特征，但在风格上又呈现出多样性的演化。任熊、任薰、任颐并称“三任”，他们上承陈洪绶，兼融民间艺术，人物、花鸟画具有工笔重彩或兼工带写新风；赵之谦、虚谷、吴昌硕却继承发扬青藤、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创造精神，化入金石书法之力，并使文人写意花鸟画产生了由水墨向浓墨重彩的演化；任颐、吴友如、吴庆云、程璋等则从不同侧面吸收了西洋画的特点。海派因其创造活力为近现代中国画坛谱写了多彩的一章，并在20世纪上半叶于整个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