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 179—前 104）

董仲舒（前 179—前 104）： 西汉哲学家、教育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汉武帝即位，以贤良文学对策，系统地提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政策建议及理论依据。对策毕，遣为江都王相，又调任胶西王相。因两相骄王，恐职久获罪，称病归家，著书讲学以终。《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一百二十三篇，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后人辑录的《春秋繁露》八十二篇。《汉书·董仲舒传》载其《对贤良文学策》全文。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在儒家《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基础上，吸收诸子之学和儒家各派思想，建立起“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由此提出从政治到教育的主张。认定“天”是有意志的上帝，帝王的权力受命于“天”，只可独揽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统”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政权统一的基础在于政令的统一；政令统一的基础又在于思想与学术的统一。认为儒家重视正名定分，强调“大一统”，最适合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故提出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学术思想的准绳。在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教育。他在鼓吹“君权神授”，维护帝王的绝对权威的同时，又假借天威谏劝帝王治国要符合“大意”。认为秦王朝用严刑酷法维护其统治，不符合“天意”。“天意”以阴阳显示。阳主生，阴主杀，万事万物，皆以阳为主，阴为辅，阳尊而阴卑。帝王依据“天意”从政，应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要求汉王朝改变治术，加强道德教育，对百姓进行思想上的感化。为了论证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必要性，又提出“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乃天生“过善”之性，不需“教化”；“斗筲”之性是天生恶性，不可“教化”；唯有“中民之性”（有时也称“民性”或“万民之性”）生来“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教而后善”。对人民进行“教化”是帝王的职责，也是上帝的安排。“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也”。“教化”的内容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五伦”（仁、义、礼、智、信）等。认为，如果人民都接受这些基本的封建道德，就能克制自己追求物质利益的情欲，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互争利，国家也就安定。他把对人民的“教化”看作是治国的根本手段。但“教化”的治术要靠各级官吏去执行，“吏为民之师帅”。故又从推行“教化”的需要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反对“独任执法之吏”，提倡任用“德教之官”。“德教之官”要选拔“贤
士”充任，而国家获得“贤士”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察举录用。由中央朝廷规定诸列侯与郡守每年在其管辖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者有赏，贡举不贤者则罚，鼓励诸列侯和郡守尽力求贤。一是由国家创办太学，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养士之大，莫大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因太学的任务是造就合格的官吏，官吏的职责是对人民实施“教化”，所以办太学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