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诗 吴伟业 :
萧何虚上座,故侯城门东。曹参避正堂,屈己事盖公。咄咄两布衣,不仕隆准翁。其术总黄老,阅世浮沉中。所以辅两人,俱以功名终。出处虽有异,道义将毋同。何必致两生,彼哉叔孙通!
借咏古事以抒己怀,这是班固、左思所开创和发展的“咏史”之体的一大特点。它的妙处,正在于主意分明却又吐语蕴藉,只在古今映照中,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领会诗中所不欲直说的深意。
吴伟业的《读史杂诗》四首就正如此。这里选析“其三”,读者不妨与笔者一起,来领略一下它究竟说了些什么?
“萧何虚上座,故侯城门东”——起笔似乎颇为突兀,想必诗人诵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正到了紧要关头:萧何计诛淮阴侯韩信,率师在外的汉高祖刘邦对他顿生疑忌:一面遣使拜他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一面又安排五百士卒为他警卫,实则防范他暗中谋反。要不是种瓜长安东门的“故秦东陵侯”召平提醒,萧何赶紧依计“让封勿受,悉以家私则佐军”,这次祸患就怕很难度过。但当他要“虚上座”以厚待召平时,这位“故侯”却又长揖而辞,还是回他的“城门东”种瓜去了!
诗人终于松了口气,又翻到了《史记·曹相国世家》。才识平庸的曹参刚任齐相,齐地“诸儒”便七嘴八舌指教他治国之方,听得曹参头脑一片糊涂、不知所从。正巧胶西有位“盖公”,专治“黄老”之道。请来一谈,说是诸儒之言全听不得,“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由此如梦初醒。于是让出“正堂”,尊盖公为师,按他所教的办法治齐,果然民心大安。萧何逝世之后,曹参还因此被拔擢为汉惠帝之相国。
“咄咄两布衣,不仕隆准翁”!诗人读史至此,不禁发出“咄咄”的感叹声,对召平、盖公大为钦服:这两位汉初布衣,都不肯屈节折腰做刘邦(隆准翁,谓刘邦,《史记》载刘邦有“隆准”,即高颧骨)的官,但在世事“浮沉”之中,却又多么富于阅历、妙于治术! 为他们所辅助的萧、曹,因此均能功成名就、远祸善终。从他们的“出处”看,召平之长揖萧何、终身种瓜东门,盖公的清静无为、淡泊仕进,自与萧、曹不同;但他们所执守的“道义”,在造福万民这一点上,恐怕是没什么不同的吧? 诗人由此联想到《史记》所记载的另一位古人:以面谀秦二世而逃脱“虎口”的秦博士叔孙通,不因为能逢迎刘邦之意而得到了“亲贵”之位么? 当他得意洋洋地征召鲁之诸生一起去为刘邦制作礼乐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直斥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公往矣,无污我!”这样的清操劲节,又岂是叔孙通所可同日而语?所以诗之收束,忽作冷峻的反诘:“何必致两生,彼哉(意为“那个人呀”,有鄙视之意)叔孙通!”
全诗以召平、盖公古事发端,而又以叔孙通遭鲁“两生”严词拒绝古事收结,其感慨叹息,似乎全为古人而发——读者咏罢掩卷,恐怕都会满腹狐疑:诗人所要说的,难道只是这些?
当然不是。但倘要猜透此诗的真实含意,就不能不联系它的写作背景了。原来自南明弘光王朝倾覆以后,吴伟业这位先朝遗臣便从此“杜门不出”。用他《偶成》诗中的说法就是:“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智如樗里何用? 穷似黔娄不妨”——他是决心仿效陶渊明,就是再穷也不肯为清廷卖命了。谁知顺治十年(1653),投靠清廷而执掌权柄的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却想借诗人之“文采以结主知”,让江南总督马国柱上疏力荐,敦促吴伟业赴京就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挥笔写成了《读史杂诗》。
这背景一经说清,此诗之面貌就顿然改观: 诗人之所以“发思古之幽情”,赞召、盖,叹叔孙通,其实都是针对二陈征召而发的:人之“出处”固不可一概而论,你可以出仕清廷,我则可以像召平那样种瓜东门。只要大家都能不忘“道义”,使百姓得到安定、生息之福,又何须拘执“出、处”之不同? 这意蕴表述得颇微妙:在明亡清立之际,既为自身的“闭门不出”剖明了心迹,又不致使那些被迫仕清者太过难堪;而且委婉敦厚,字行间淌满了对仕清之士的规劝和寄望。但是,倘若你要学叔孙通的阿谀新主、烦劳百姓,而且“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那就对不起——我就是那鲁之“两生”,你还是归休吧,请不要“污”了我的清节! 借咏古事以喻比现实,吐语委婉而意蕴自见,此诗就这样变成了一篇拒仕清廷的巧妙答辞。至今读来,犹可令人拍案叫绝!
可惜的是,由于清廷的催逼,吴伟业最终还是违背己愿被迫出仕了——这曾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几多悔恨。不过那已超出本诗的鉴赏范围,笔者大可“带住”了。